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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史迪威和蒋介石闹别扭，后导致史氏解职回国。
其后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这些都是超越职责、混淆名分的举措。
此与智力无关，纯系性格瑕疵使然。
另外他在黄埔系将领面前崖岸自高，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他在蒋介石面前却很怪地是一副软乎乎的样子。
当他的助手、部下纷纷被立案时，有人希望他站出来讲讲话，偏偏孙立人就只敢说：“老先生正在气头上，等过一阵子吧！
我会找机会告诉他。”
他这一等，他的部下就陆续投入囹圄甚至毙命刑场了。
谷正文说：“孙立人的态度强悍，在同僚间算是小有名气，连陈诚都吃过他的排头，更别提彭孟缉之流的人物。
然而，一站到蒋介石跟前，他却又软弱到了极点。”
这的确是对他性格另一面的生动写照。
他的悲剧的另一因素，就要说到他的幕僚的不成气候，因而耽误大事了。
谷正文《彭孟缉导演孙立人叛乱案真相》肯定地说，孙立人的悲剧，“除了他个人对中国官场惯例了解不够透彻之外，幕僚人员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他手底下的军事人才还过得去，文人部分，孙立人全赖陈石孚、徐复观两人主事。
此外，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许世英，也是他的重要咨商人员。
许世英是北洋老官僚，行政经验极为丰富，曾经做到国务总理之职。
孙立人是他的同乡晚辈。
专责调查孙立人案九人小组，他也是成员之一。
陈石孚是大学外文系主任，并兼任《中国邮报》总编辑；而徐复观则为哲学美学学者，三人之中，大约要数他对中国政治模式最为了解。
孙立人与许世英为远房亲戚，就亲属辈分上来讲，许世英是他的同乡。
不过，孙立人对他并未特别倚重。
而陈石孚、徐复观两人，蒋经国对他们的评语是：“想做官的文人，无聊！”
在谷正文看来，老觉得这两人充其量不过有如三国时代的蒋干。
蒋干虽然“有仪容，以才辩见称”
，却总是以迷糊为聪明，常将要事办砸。
整个事件的演变，远超乎孙立人的想象，他原来只想顺利坐上参谋总长的宝座，岂知竟演成兵谏，而毁去半生前途。
这些人大多保有个人野心。
有野心，并非全是坏事，但核心幕僚长的政治艺术，是行止韬晦，政治才干绝不显山露水，不料这班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立人的悲剧，泰半与其幕僚息息相关。
对于孙立人，蒋介石日记显示，他并非不愿用他，但是“吴（国桢）、孙屡屡挟外（美国）自重”
，蒋介石笔下对此多次痛斥。
另外美国的蛋头官僚做事有眼无珠，对中国传统及人际关系两眼漆黑，却在那里乱画蓝图，当1950年春，中情局一份机密报告称：“近几个月的报道显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且铲除其亲信。”
这些设计都和现实相当疏离，对中国的前途并无善念。
也即说，其所设计，看似高明秘密，其实乃中材下驷在那里运作筹划，结果是欲盖弥彰。
即一班专业的或外围的幕僚，有眼无珠，学问素养跟不上趟，搞得满地荆棘，乱出主意，宕延事机。
碌碌庸才，承平时节尚可吹吹牛皮，遇到转捩关头就不免丢人现眼，难怪蒋经国要不屑地说道：“想做官的文人，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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