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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徐蚌会战正在开始，他能指挥35万大军南攻，和徐州国军相呼应的话，则战争均势就会增加砝码，就会有绝大转机。
当时，国防部作战参谋，曾建议傅作义军放弃平津，沿津浦路南攻，胡宗南放弃西北，出潼关渡河，攻山西，汤恩伯军也渡江北攻，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却因蒋氏迟疑不决，失去了时机。
（曹聚仁《采访外记》，448页）
可是这当中有好多难以切割的人事纠缠，如刘斐等人，桂系等人，诸般人事，影响决策，影响历史，事后都各有利于自己的说辞。
刘沉刚（《刘斐将军传略》，1998年版，团结出版社）里面谈到白崇禧在内战尾声时的表现，说是白氏知道刘斐已到长沙，就接二连三地打电话催他去武汉。
刘斐去了，白崇禧就埋怨李宗仁，说他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
刘氏就游说白崇禧，说是他们桂系的赌本，都被蒋介石输光了。
白崇禧迷信他的那一点实力，正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举棋不定，只好让李宗仁去搞搞和平，等待时局的演变。
他明知桂系主力孤悬在湖北大不利，他为了巩固和自保，希望通过湖南同广西老巢连成一气，这样，进退方有转圜余地，故对湖南很重视。
但白崇禧对程潜的打算并不清楚，而对刘斐则一贯信任，于是白氏便推刘斐去湖南当主席，并认为刘斐最能尽力的，也最能跟程潜商量。
刘沉刚写道：“我父当即回答白说，‘我在抗战末期对蒋介石和陈诚这班人的搞法，早已深恶痛绝，所以抗战一胜利，我就决心辞职，连续辞了八次才准，你是知道的。
我身体差，需要休息，湖南的事，还是让程潜去搞为好。
’”
刘沉刚又说：白崇禧听了我父的建议和分析很高兴，当面答应给程潜一个师，而且是经我父周密考虑，认为对和平解放湖南有利的、可靠的陈明仁的部队。
这是我父回长沙后第一次应白邀请来武汉共商主和、反蒋的情况。
问题是，在整个内战时期，刘斐正是积极跟进，在作战中枢执掌机要，甚至决定历史转移的人，他是一种能动的驱动器呢，还是木马肚子里面的第五纵队呢？抗战时期他就想辞职？这和历史事实不符，历史是那么容易随意打扮的吗？
刘毅夫羞愤难当
刘毅夫在南京军情紧张时，提出一个关键的战备问题，事关紧要，结果竟被无理呵斥，官僚的积习，加上形势危殆，扼杀了很多可行的幕僚意见。
那是徐蚌会战开打前，到南京的联勤总部参加军事会议，将星云集，会场中都是上将中将高阶将领，少将足有一两百。
刘毅夫后来升到空军中将衔，转业到中央日报当记者。
那时他还是少将。
联勤总司令郭忏说完补给安排，就问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刘毅夫自觉尚为毛头小伙子，他沉不住气，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如果决定在徐蚌一带会战，我们必须动用铁道兵两个团，先把铁路修通，同时动用两个工兵团，把公路修通，使徐蚌地带能与南京交通畅通无阻，前方能得后方的充分补给，然后才能……”
话音未落，不知道是哪位长官厉声喝道：“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
刘毅夫陡然蒙了。
幸而何世礼将军发言主持公道，他说“刘司长的话不无理由，值得考虑。”
刘毅夫被辱得面红耳赤，当时羞愤至极，就想扯下领章上的一颗星，辞官不干，经何世礼这么一说，气又平了，这时运输署长赵桂森中将坐他前边，满面笑容地回头安慰他，也带鼓励的意味说：“你的建议很正确，长官们应该考虑的。”
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大型会议，从此是徐庶进曹营，再也不敢发言，学乖了。
刘毅夫和蒋纬国所遭遇的阻碍如出一辙。
人事官僚积习太重，此情景下，上佳参谋策划往往胎死腹中，或甫出即夭折。
于大局实有大用，但置之人事环境则受排斥。
当国民政府在内战中陷于窘境时，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
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
蒋纬国窥破了熊向晖的意图，但没有人听他的，这是精彩意见受漠视。
邱清泉识破了刘斐、郭汝瑰等人的运作，公开叫骂。
李汉萍回忆可信，其他多人皆可证他的言论，他甚至埋怨蒋介石，也未能引起重视，结果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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