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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闿作为青年将领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为重要作战幕僚。
1947年春，他曾代表蒋介石飞到东北去和卫立煌进行协商，但是卫不同意他拟订的计划。
到了1948年9月的时候，东北和淮海两大战区都已进入胶着的状况，蒋介石在北平召开会议，就当时形势作了评估，杜聿明认为事实绝不像他讲的那样乐观，所以就没有捧场的表示，也没吭声。
当时罗泽闿在座，看到杜氏的这种表现就对他狠狠瞪了一眼，站起来走开了。
稍后，在关于保卫沈阳和收复锦州的问题上，卫、杜等的态度却倾向于保守，这时蒋介石又再度飞往沈阳，召集他们开会，就由赵家骧摊开地图作详细作战态势汇报，因为态度保守，蒋介石非常愤怒地说：“我的空军优势、炮军优势为什么不能打？”
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
罗泽闿马上说：“委员长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空军、炮军都占优势，可以南北夹击，一举收复锦州。”
蒋先生听到合乎他的意愿的主张，脸上泛起了一点笑容，又问杜聿明的看法，杜说：“我同意赵（家骧）的判断，目前敌我的力量悬殊，还是以守为好。”
幕僚困境无法发挥
辽沈战役国军呈颓势，而山东泰安、济南先后失陷，威迫南京。
范汉杰、曾泽生、郑洞国、廖耀湘、王耀武、侯镜如，或被俘或起义。
有人批他们贪生怕死。
但从前他们不是这样的。
暮气的深沉，由时间的积累而养成，人事的错杂牵扯，部队的倒戈、军情的外泄，解放军心战的渗透，谍报的失着……都是强劲的掣肘。
当山东地区的均势被打破，待守在济南、临沂、泰安这些据点上，到了胶济路、津浦路给解放军切断，国军便坐以待毙了。
这样的被动挨打，和东北的被各个击破是一样的情形。
幕僚难以成事，难道他们蠢到了永远学不会对方的战略？难道不能有所反思，进而设计出较为合理的抵抗策略吗？大概也不尽然，盖以攻守之势异也。
部队叱咤风云的指挥者无能为力，则在这时，幕僚的设计，也就大打折扣了。
到了1947年的时候，国、共两军的军力已呈拉平之势，蒋介石犹冀望于优势武器，“那一年，往来驰骋于陇海路上的第五军，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对手几乎躲避着它，碰也不碰，杜、邱的骄纵气势，就是这么养成的”
。
（曹聚仁《采访外记》，379页）
如果说曹聚仁所见还只是表面现象，则石觉的感慨就直指高级幕僚的失职。
他以为，如按照关麟征的战略，进入东北后，不急于争城夺地，而是在：打击有生力量“上做文章，何致有今日之无可挽回的局面；其后局势恶化时，若能忍一时之痛，照后一种所谈的，依然不失为当机立断的明智之策，即先求稳定局势，整顿补充，恢复战力，再策后图。
可惜战地高级指挥阶层未作此谋，不顾实际，见近不见远，计小不计大，终致江河日下，演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百里奚在虞不能救虞之亡，在秦，秦因之而霸，幕僚所处环境很有关系。
环境既可制约其发挥，也可展其长才。
阶段性评估之前编制的规划，如对情势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仅靠一种意气或脾气拟订战略，则在不按理出牌的应对之下，难免滑向吃亏的轨道。
舒适存与东北局势
和赵家骧职级相埒的幕僚舒适存很注意观察同僚，并就其生活方式之细节作出较为客观之判断，这些影响人生、有关大局的种种方面。
对其多年同僚廖耀湘，当20世纪60年代，廖氏因被俘在大陆改造，而一些人落井下石，舒适存却能和吠影吠声的时论拉开距离。
他说廖耀湘从第一期远征军退到印度后，对军队的整训，极为认真下工夫，反攻缅北时，久无进展，由他攻下大洛，首开胜利之端，曾受美人爱森豪（艾森豪威尔）、英人蒙巴顿的交相赞赏，而中国军队之能战美誉，蜚声国际。
关于廖耀湘的生活旨趣，他直言表示非常欣赏：廖氏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对于酒食征逐更是外行；逢迎联络，他也反感。
家中宴客六菜一汤，入席时每人斟酒一杯，不斟第二杯。
舒适存说，东北惨败，新六军甫由印缅回国，装备完整，所向有功，自然形成东北之战的一张王牌，树大招风，引人侧目这不是廖氏之过。
廖耀湘孝敬老人、关爱士卒，虽古之名将不过是也。
三十余年来，他的旧部，在台任重要军职者，大有人在，无不怀念他的训练精勤，指挥卓越，对于他的横被流言蜚语，无不痛心疾首，争为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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