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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员有：绥署参谋长罗列，秘书长赵龙文，陕西省主席董钊……及李犹龙等人。
罗列主持会议，他说黄伯韬的失利是暂时的、局部的，蒋纬国的装甲兵将帮助扭转战局，这可以说是痴人说梦。
赵龙文说：“黄伯韬兵团的失利，是不好的预兆。
解放军已经获得相当的武器，也有大型阵地战经验，现在我们摆出的是挨打的阵势，完全落入被动局面。”
除了同意赵龙文的看法，李犹龙补充：“应将战争推回华北去，应发动全国兵力来援助徐州会战，这样才能解徐州之围。
但援军不应直接援徐州，而是要打到华北，与傅作义协同作战。”
这班幕僚意见都由胡宗南向蒋介石转述，建议：为解除徐州之围，应调动大军进攻华北。
胡宗南当场表示可以抽出至少五个军参与进攻。
他们达成必要时放弃西安的一致意见。
平心而论，这是大开大合的战役谋略，是可能出现一线生机的转圜办法，可惜大局及细部的种种掣肘，战策未及实行，战场颜色陡变，战局又急转直下了。
事实是，没有力量反攻。
当徐蚌会战已成定局之际，胡宗南又找到李犹龙，问及防守形势。
李氏说：“长江乃天然防线，如能守住，还可以形成南北朝局面。
如在这样的情形下守西安就有意义。
如果长江防线一旦破溃，西安就成瓮中之鳖，防守就没有意义了。”
胡宗南说：“总裁的元旦声明，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等于在快断气的病人身上服一剂泻药，更死得快些……求和的主意，就是攻心间谍，就是李宗仁之流。”
胡氏的参谋人员，大略都还不错，此时所谋划应变，即今观之，也还称得上反应迅速，应对得体。
胡宗南本人的直感也证明并非空穴来风，尤其他拿泻药与断气者作比喻，贴切当时的实况。
问题是，大局已经逆转了，所有的挣扎腾挪，若非在根底上翻盘，那就只是败局的早晚而已。
所以，这时候，幕僚们所谓的谋略，大体上只是一些“希望”
，属于缥缈的心情梦想。
然后，一班人就把李宗仁、邵力子、张治中等骂一通，这时，赵龙文也说：“长江防线守住，则西安无论怎样艰苦都要保住，一旦突破，就毫无意义，必须马上放弃。”
这是很有见地的。
然后就是往汉中、四川、西康的西昌即今四川凉山州一带南窜。
这时候出主意的幕僚，以赵龙文为主导。
他的对策，胡宗南都采纳了，大致有：一是颁布紧急动员令，以图安定人心控制交通工具；一是征集绥靖经费；一是裹挟大批青年学生及西安的高等士绅南逃，意在将他们培养成军政基层干部；一是在西安紧急轮训留守人员；一是派代表和西北的马鸿逵、马步芳等人联系。
李犹龙描写1949年5月中旬逃出西安的乱象：凌晨4时，在冷月光下，他们的卡车、包车纷纷夺路逃走。
商店均闭门，但在楼上或门缝还有人窥视，汽车驶出西郊，但闻渭河岸上的炮声仍在轰隆隆断续作响，几百辆逃走的轿车、卡车蜿蜒在前往宝鸡的公路上，灯光若明若暗，争先恐后，显露出凄凉境况（参见《我所知道的胡宗南》，第五章，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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