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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文人吴相湘身上的参谋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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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吴相湘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抗战军兴。
在其心理上，有一个从文化人到军人的转变。
他看到国军机械化第二百师在长沙郊区整训，不禁升腾起从军愿望。
“我国新式机械化部队第二百师即驻扎这公路附近，德国的战车炮车，满涂迷彩，或隐蔽于树木中，或训练行驶于公路上，雄壮军容，辘辘车声，使我精神兴奋，更自惭形秽。”
吴先生本来具有参谋的潜质。
对战略精神的辩证思索，战争进与退、战略大纵深，其思考极有见地，从而纠正了历史上长期讹误。
这种讹误包括大文人、史学家的隔行如隔山的错误。
吴相湘抗战胜利后复归其史学专业，开拓出崭新的境界。
他于1937年10月中旬到长沙战区司令部谒见薛伯陵将军，奉派为参谋处编译股编译。
从此穿上军装。
在战区参谋期间，发挥他史学专业的长处，与参谋处其他科组的作战参谋交流。
八年抗战期间，他也曾深入敌后，并在敌占区腹地生活、办报、侦察等。
第一、二、三诸课主管作战、情报、后勤等业务，与编译股同在一幢房屋内，各课的参谋与吴相湘等人朝夕相处，非常融洽。
他常常请教他们兵学术语以及研读军用地图，作战参谋也问他一些史学问题。
每逢一次会战结束，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及各部队战斗详报先后集中参谋处，编译股同仁就开始研读及编纂；参与作战、策划的参谋人员随时答复其问题。
吴相湘先生说：“我国先哲有言——用兵不如用民。”
西方兵学家克劳塞维兹大将论“后退作战”
，更有“此法所以能使攻者陷入力尽势穷的状态，尤非要塞和民众的协助不为功”
。
会战结束以后，参谋处和赵子立提及国史上是否有“后退作战”
先例一问题时，我曾指陈：众所熟知的三国大胆将军姜维是这一后退决战法的最早创议人，时在258年，实行于263年（《三生有幸》87页，中华书局）。
寻求得失之源：张恨水的战争文字
摇笔杆的摇出许多独特见解，可算一种广义的特殊的幕僚。
抗战八年，张恨水先生居重庆，作了若干村居杂诗，其中一首是：
茅草垂檐漾晚风，蓬窗斜卧一衰翁。
弥留客里无多话，埋我青山墓向东。
发表在重庆报纸，香港等地报纸多有转载。
日本文化参谋嗅觉过于灵敏，自负从中嗅出味道，于是字里行间拿放大镜看，辅以心理分析，得出结论说，张恨水死了。
日本参谋这样判断：这是他的绝笔。
并发挥说，中国文人，可别再抗战了，许多都早夭了，还不如投降。
日本参谋大多很鬼，神经过敏，但这一次他们却马失前蹄了。
其实张先生写的是村间所见，所谓衰翁的感慨，第三句末应加冒号，第四句应加引号。
但日本人自忖有汉学底子，拿出其分析结论就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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