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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
即中国部队汉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多依赖羌胡兵支撑，自身一盘散沙，当野战之际不能凝聚为一个坚强的有机体。
挽救危机，只能靠乱世和英雄，这些人一死，悲剧就降临了。
在辛弃疾、蒋纬国那里，把速度强调到了极端，它像一道锐光，突破了夜行人的障碍；它像一把利刃，拿准节点势如破竹。
这在其潜意识里，在事实上，恰是对中国历来野战长期示弱、长期失利的一种反拨，一种破解。
稼轩、纬国各自的成年时代均面临家国莫大的危机，掣肘太多，牵制太多。
但即使这样的悲凉局面之下，只要有杰出头脑的幕僚式人才得以实践其谋略，也不是完全不能作为。
只不过，形势太难为他们了。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作总结时，谈及两个原则：其一，在行动时对于目的和兵力都必须尽量保持集中；其二，在行动时必须采取最大速度。
火力、速度、时间，恰切综合获取一种态势，亦即政治、军事方面的能量积累与储备，随时可以“蓄‘势’待发”
。
如《孙子兵法?兵势篇》所言：“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任势者……安则静，威则动，方则止，圆则行。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立于不败之地，就是总能创造出有利于己的政治态势，事先能洞察到不利的“势”
，并能将不利的“势”
转化成有利于己的政、军态势。
辛弃疾与蒋纬国，两人都胆气超迈，而心细若发，处理公务之程序而言，其效率之佳，若比起传统的那套“等因奉此”
“合亟令仰”
，完全注重表面的官样文章与“公文旅行”
，真不可同日而语！
政略的运用在于遏制战争之萌蘖，兵略的部署运筹在于当不可避免之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战术的这一环则重在斗智斗勇，不得已而以战争压倒战争。
两人都先天重视一套科学办事方法，他们承办一件事务，一定会在事前把计划拟好，应该说明的说明，应该附图的附图，一俟批准，即可依照实行；他们强调有归属的责任感，既不能推诿责任，又可以在工作中表现成绩，二者相因相成，互为因果，无形中扫除了官僚政治的积习。
军事力量虽然是硬实力，但同样能够产生软实力，试观辛弃疾在江西、湖南的民政作为，蒋纬国在驻地训练时对民政的优异管理才能，无疑就是军事对软实力作出的贡献。
熟读兵书是一回事，而运用之又是一回事。
仅在条文上下工夫，造成一种有口无心，也于事无补。
熟读兵法，又须以人生社会各种知识来承接之，使其蔓延、嫁接，自动形成一架蓊郁的花架，生发蓬勃的生机。
蒋纬国、辛弃疾正是如此从实践到理论，又以理论来加诸实践，打成浑融的一片。
湘军的大将，也有和他们两位极相似者，他就是罗泽南。
罗泽南以一标准僻壤书生，战前并未在兵学、战争理论上下专门工夫，但是战争一开打，局势逼迫他编练湘军，操觚上阵，表象上看来是草率和冒险，不意他的转型令人刮目相看，这就是多面的知识和经验在起作用。
他平时就热心社会事业，关心民瘼，专注民生，举凡治水修祠、维护伦常、砥砺学术、制订乡约、除暴安良……种种经邦济世的用心转化为知识经验，在战争初期，就很快表现出其优越性来。
他以戚继光编练部队的心法入手，很快就编成多股战力强劲、机动性强的基本队伍。
以后曾国藩指挥大军，但其核心部队和最能战斗的原始部队，就是罗泽南的这几支老班底。
在和太平军交手的无数次苦战中，这几支部队到处救火，冲锋陷阵，东奔西突，居功甚伟。
而罗泽南自然成为近代书生典兵的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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