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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仅有他作为名将所储蓄的经验，也跟他参谋生涯打下的良好底子有关。
但这一下，闻一多就发怒了。
他说：我们谈反攻问题还谈什么呢！
老实说，今天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已经没有希望，都得重新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造反……眼下之一，一切必须推倒重来，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
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气氛像要爆炸一般，空气凝固，诸人皆恐慌以视。
邱清泉始终保持冷静，并未愠怒。
军人不应干政，但当时的省党部、青年团均畏缩裹足不前，邱清泉也只有自己奋力前驱。
而他敢于和名教授当面对质而不怯场，根底在于他的学养底子。
以25岁以前的国学根基而言，就算是和闻一多等人相较，也大抵持平，相去不远。
只是后来为民前锋，更多的时间必须冲锋陷阵，或用于进修兵学。
其后，学潮爆发了，省党部的人眼睁睁看着，毫无还手的余地，直是望风披靡。
这时，云南省府改组后，杜聿明即调东北，关麟征接任云南警备司令。
关麟征坐了一部1945年最新吉普去西南联大慰问，未几他的新车即被推倒焚烧，一行人被打了出来。
关氏也带了一排人护卫，因严令克制，才没惹大祸。
不久，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刺，照理，部队政工人员都脱不了干系，但关麟征一肩挑起责任，他报告蒋介石一切由他负责，遂于1945年12月9日将关麟征停职，调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46年4月），以霍揆彰接任云南警备司令，关氏对这件事很能勇于负责。
当然，李、闻之死，虽然第五军政治部对他们密切关注，但仅限于关注，以邱清泉的修养，他根本没有出此手段的可能，因为这以他的头脑足以应付，尚不至于以铁血手段对付。
关于此事，吴思珩有条理清楚的辩证，可供参考：
“1946年1月13日第5师奉命由昆明开往南京，徒步十数天经贵阳、长沙、岳阳，直到武昌才搭船往南京（3月初到达），中间在岳阳整训二星期。
闻一多不是死在三十五年7月，他是死在三十五年元月，我们部队刚离开昆明，在贵阳时知道闻一多死，而李公朴则死在关麟征任内，当时我们还在昆明，而闻一多则死在霍揆彰任内。
我们和陈毅、粟裕的遭遇是在三十五年5月。
闻一多的死期记不太清楚，但李公朴的死期记得较清楚，当时人家都谈关麟征把‘黑名单’移交给霍揆彰执行的。
第5师离开昆明时，在霍揆彰任内，我们还有一师（200师）留驻昆明，因为当时昆明情势还不稳。
闻一多死绝不在7月，因为那时我们部队在贵阳时接到消息的。
在贵阳街上当时还看到日本军队碰到我们满街行礼，部队3月中旬到达南京浦镇，我们的任务是卫戍南京。”
（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
吴先生此处记忆有误，闻一多确实是1946年7月15日遇刺，而非当年元旦。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第五军驻扎在昆明，当时军长邱清泉。
抗战胜利伊始，中枢改组云南省政府，邱先生奉命策划执行，机智过人，兵不血刃，而将掌握云南政权18年，表面服从中央，实际上拥兵自重的龙云解职，一夜之间，不动声色，即将龙云部队武装解除，五日之内，龙云政权交出，顺利达成使命。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
蒋纬国的幕僚观
从变更政工制度，到锐眼识人、心胸的拓展，再到山地战术，可以说是纬国幕僚观念的初步养成。
而装甲兵的是与非，以及战车的速度和编制运用，则是他强调幕僚的专业化的落点。
蒋纬国对部队的政工制度甚为消极，或曰比较轻视，并非那些人的存在毫无价值，而是他们的工作草率。
他们往往只对层峰表现一种忠诚，其余不在其视线之内。
运行起来，徒有其名，不起作用。
因为整体的构架有问题，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新的位置，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架构打开舞弊的大门，这对战斗力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削弱。
不过纬国认为政工如能解决实际问题也不错，他称之为战地政务，目的就是使军事能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支持。
譬如说，部队进攻时，政务人员到达目的地后留下13，部队再前进，第二拨跟随，那么第一拨就留在原地，就变成了后方。
同样第二拨到达目的地，也留下13待命，部队再前进，第三拨又跟进，于是第二拨又变成了后方。
那么最早的第一拨呢，就可以还给地方政府，可以说是良性循环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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