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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记者与大英雄》）
他的正义感，他的一介不取的超然立场，在极细微处表现出传统美德的附着。
唐纵《从两件往事看布雷先生》里面提到，战时重庆物资供应紧张，人家送他几筒三五牌香烟，唐纵知道布雷先生吸烟上瘾，就拿去转送给他，但他一再不肯接受。
唐纵只得向他说明：这是朋友送的，而且并非有所干求，几筒烟并不会有玷您的情操，您受了也是取不伤廉。
这样他才勉强收下。
另外就是1945年六全大会，中委提名，各方面向蒋介石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很多既非对社会有何贡献，也非为行政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蒋介石很难定夺。
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
后来，中枢和他谈到希望推擢一些不偏不倚的人才，问他有没有适当的人，他为了不忍再增加蒋介石的困扰，干脆一个人也没有提。
唐纵感慨道：这样大公无私的品格，说起来是理所当然，谁也应该如此；可是实际做起来，其困难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关于陈布雷的工作特征，最近《参考消息》（2007年11月27日）文章《伟人大都懒惰》可作参证。
里面写到像陀螺一样不停工作的人，因为破坏了生物钟的运转规律，往往变得迟钝不堪，甚至因高负荷工作耗尽了生命的源流，据美国教授对多个历史名人的分析，将天赋转化为特殊的才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所以据说爱因斯坦、牛顿、阿基米德、毕加索都是以懒惰著称，当中的回环余地反而为他们赢得了超强的想象力。
相反陈布雷先生缺乏适度的怠惰，思维处于压力之下高速运转，结果伤害到生命的根基。
他在生命的壮年就已灯尽油枯，实在因为他过于勤奋，燃尽了作为物质燃料的身体机能，以一己身体的资源再生的渠道被阻断，身体资源耗尽，加以战局一挫再挫，可以说悲凉之雾遍抹心房，于是对死亡的防备岗哨，悉数解除，大门洞开……
布雷先生尽忠职守，俯仰无愧，超过了自身承受的极限，真可入幕僚史圣者之林。
老派的典型
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他是操守谨严、尽忠职责的老派典型。
他在老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代入幕，主佐文案，襄办学务。
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的时候，他考了第一，后来瞿鸿玑等人主张大魁应有高贵出身，才将云南石屏人袁嘉谷的卷子点了第一，张一麐居第二。
有时候袁世凯看到下班后他还在伏案办稿，晚来的急件交给他麻利办好，对他很是倚重。
张先生说，北洋幕府时代，有傅增湘、于式枚、陈昭常、严修（范孙）等，还有留学生金邦平等，因为那时，幕僚业务和古时候已经很不同，有地方自治、外事交涉、警察业务等新政，旧幕僚办起来大显吃力，手段和学问都跟不上了。
所以，经纬万端的各种公事，张一麐等人都无役不从。
新问题要研究三五天，多方征询后才下笔拟稿。
张一麐没有纯粹的军事履历也无专门兵学训练，一天袁世凯叫他润色《步兵操典》，改完后，训练处的何宗莲拿来呈给老袁，呈递前何氏已将张先生所改正者逐条驳回。
老袁看后大怒，说，狗样的一班武夫，胸无点墨，你们知道哪个改的吗？就是座中的张君啊，何宗莲大窘，面向张一麐连称老师。
这个时候，徐世昌、王士珍等人均是袁世凯的重要助手，这时袁世凯也相当礼重文士，用人之长，补己之拙。
张先生的幕僚生涯，大多记载在他的《古红梅阁笔记》里面。
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间，清廷越发依赖北洋系，而老袁事权日重，他的幕僚就有劝他学习曾国藩谦退内敛的。
但袁氏的性格，此时已很膨胀，喜欢包揽把持，然而他对幕僚的态度据说还是很周到。
稿子拿去，总是说，我的文学很差，你替我改正。
据说有些长稿啰嗦的地方，经他点窜，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不如。
有一天早晨他找张先生问事，方坐下，问他早餐没？张一麐答已用。
于是袁氏自个儿吃起来，“先食鸡子二十枚，继而进蛋糕一蒸笼，剖食皆尽。
余私意此二十鸡蛋一盘蛋糕，余食之可供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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