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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张季鸾起先的地位并不很高，得蒋介石提携，遂居重要影响之地位，而他的业务开展也盛极一时。
对张季鸾是这样，对程沧波、胡健中、潘公展、黄少谷诸位，他也很周到。
对于陈布雷，蒋氏始终尊称布雷先生。
他几乎没有什么应酬。
他谨慎，甚至拘谨的作风更增加了他文字的周密。
如有重大文字任务，有时他会好几天不下楼。
陶希圣认为“在委员长的跟前，许多高人才士一接近就变质了。
布雷先生则不然，他是一位报人，报人有广阔的视线、客观的思考、精确的批判，适于幕府的要求。
布雷先生替委员长襄理机要，却始终保留一个报人的本色，居政治的中枢而对政治保持批判的精神，所以委员长尊重他。”
他的自裁，必定饱含了非同寻常的剧痛的心灵矛盾，他的文人学者本色，已经一压再压，临了批判的精神在寻找最后的出口。
精神的打击，加重弱躯病体的负荷；羸弱的肉体，更无法承受自尊心的频受撞击。
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遗书重点，一是毫无价值的一生，二是书生无用，回首履历，深觉有违初衷。
其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
乃是聚焦之点，读之悚然，如冷水浇背，当头棒喝。
布雷先生自裁前，已无计可施。
计早出尽，有的不听；有的未及行，有的行而无效。
至此则身颓而心如死灰，故无计可施。
他本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总是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息事宁人，唯恐有所开罪。
他在中壮年时期，还在做返回新闻界重操旧业的梦寐。
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其所撰述，则又言不由衷，其议论国计民生在文字理论上头头是道。
到了形势河决鱼烂之际，所有的矛盾纠结缠绕，一时俱来，这并非针对他一个人的业障，但对他的打击较常人更甚千倍万倍。
云天在望，遥念广寒深处，不知今夕是何年？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几十年中布雷先生看过多少更替兴亡，不少他更参与其中。
其中必有一个理由，他想解开这个谜，但他实在太累了，他等不到答案，他绝望到也不想再等这个不祥的答案了。
做记者，写政论，他胸怀千载，志吞八荒。
掉鞅文坛，所向披靡。
其间自有一种气象和坚锐。
而其做幕僚，而且始终是一位高级幕僚，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他的苦心和见解，从国家大政方针至于人事的协调融和，其迹虽不易见，而其功则不可没。
他甘于无名无权的位置，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赫赫之功，而实际上贡献不少重要的决策。
以一最高级幕僚的身份，他的私生活却到了克勤克俭的地步。
程沧波说他像戒律森严的公门中修士，“他在重庆美专校街时，每当傍晚我每从上清寺到他的寓处，晚饭时到，他常留我吃饭，叫佣人加菜。
每次是两个盐蛋，这就是当时宪幕的生活，也就是大英雄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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