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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想的生成、结撰，不特超越前人，傲视同侪，且也以其绝不缩水的思想重量，照出后人的庸常和反常。
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158页）中曾很确凿地断言：
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
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美资本主义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手里去了。
二则政府一切设施，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行，不善理财的话，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现代政治家都知道政治越进步，赋税便越重，薄赋税的话，只是迎合社会群众的心理，发些不负责的空话。
这是他赞誉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为王氏辩护的一番话。
他推崇王安石的整理兵制、重要企业由国家经营，由政府统制一切企业经济机构……所以曹先生崇法家而厌恶儒家。
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等，乃是政治现代化的圭臬。
曹公智不解此，至发荒诞之言，竟至走向推崇残民以逞的行政政策而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
社会平衡，人心顺遂，起点平等，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人本价值，其结果就是藏富于民。
曹公竟说这就会害民。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而在不知不觉间，他对民间的漠视，对民瘼的轻蔑，以及他那“货与帝王家”
的帮闲念头就露了马脚。
什么建设呀设施呀，都非钱不行，更是不着边际。
盖在他心头，钱就是纸币，而不是经济基础和实力，钱从哪里来，从根本上说，不是印钞厂开动机器，而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
理财也不是他心目中那种概念，赋税越重钱就来了吗？就算是，也是杀鸡取卵一时而已，对社会的抽筋剥皮，更是政治的自掘坟墓。
再者，欧美社会，对暴利行业才是课以重税，重、薄各有针对，哪里像曹公所说是什么畸形经济？
王安石那一套政治、经济运作模式，在经济学上，相当于类凯恩斯疗法，实施那一政策的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
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
事实证明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控制之间并未取得平衡，反而左支右绌、导致全面棘手的问题和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
曹先生盲目大赞王安石，他不知道，要达成其理想，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那时的专制体系中根本就不存在。
于是，国家办社会，专制者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指令经济带来僵化后果。
藏富于民和国家建设完全是不矛盾的一物的两面。
倘若民间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利和财富，则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概率将高频出现。
正常的民意表达手段与管道极度缺乏，加上集体行动受压制，问题反而被忽略，终至爆发。
如果不是藏富于民，政府要大大地有钱，则他们必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
无论朝野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
所以曹先生那一套非驴非马的政经“思想”
，经他一番认真冥顽的表达，读来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觉。
由一种大一统的心态所支配，他在作判断时倾向于反应过敏、冲动和轻率。
较之早他百年的郑观应，曹公的见识，就可以说是不成样子了。
郑先生的书中，民主相当于“第五个现代化”
，乃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一点是确凿不疑的。
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不会为强权谎言所欺瞒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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