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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五先生（雷啸岑）《政学系与现代中国政局》以为，熊式辉素与杨永泰友善，乃是其起家的关键原因。
从1934年杨氏任南昌行营担任秘书长，熊氏兼任行营办公厅主任后，两人形同胶漆。
“熊式辉本是个不学无术的军人，但自命不凡好发怪论，他对政治上的人事问题，倡导用人必疑、疑人乃用主义，把一般从政人员皆视为不足信任的问题人物，荒诞不经，骇人听闻。
因而他在江西做了八年主席，毫无建树可观。
熊式辉交卸驻美军事代表团长任务回来，中央特设置‘行政设计委员会’，以熊为主委，网罗若干专家学者，研讨设计全国的行政制度改革方案，经过了几年，只搞出分裂东三省地区为九省的一套计划，其他一无所有。
抗战结束伊始，熊得任东北行营主任，国府文官长吴鼎昌以政学系同道的关系，一夜之间拟订东北行营组织规程而公布之，职权恢弘，有若国民政府然，但熊一筹莫展，终于铩羽下台了。”
英国有一句格言是：检讨过去，研究现在，策定将来。
熊式辉竭力走向这个境界，然而，智略稍逊。
石觉曾经谈到，日本宣布投降后，东北伪满政府曾发给公务人员三个月粮饷，等待国民政府派员接收。
可惜的是政府在未展开接收前，先行重划省区，弄乱秩序。
日人过去以航空照相丈量土地，绘出很确实的精密地图，另有大批省县资料表册藏于各省县政府，但大批遗失，接受人员到后只得重起炉灶，困难重重。
（石觉《战塞外，痛平津》）
原来，东北行营主任一职，蒋先生最初的意思，是瞩意张治中的。
后来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才改派熊式辉，或许是政学系于黄埔系斗法的结果，更有人说是吴鼎昌和张岳军在背后支持的力量。
此外，也有人说熊先生为了争取东北行营主任位置，经常地在夹袋中带着几种计划，等到同蒋介石谈到东北问题时，他每次都能立时拿出来一份合乎当时谈话情形的计划来被蒋介石称赞为“有心人”
，视为幕僚之极可用者。
所以，当后来考虑东北行营主任人选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他的身上。
这是1945年深秋的事情。
原来，东北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折冲樽俎，局势时而明显，时而黯晦，问题总在若即若离之间。
直到重庆方面的经济谈判失败了，东北的情势，也就随而急转直下。
是年11月12日，熊式辉奉召飞渝述职，16日行营曾一度陷于解放军包围之中，担任行营警卫的保安中队，又被缴械。
代替它的，是一批来历不十分清楚的杂牌军队。
16日中午，自来水也断了，电灯线和电话线也都发生了故障……种种恶化的情况，逼得人一刻也停留不下去。
恰在这个时候，“熊式辉由重庆拍来一个电报，告诉我们说奉政府命令，着我们除了留下一个军事代表团，与解放军继续保持接触以外，其余人员均撤往北平待命”
。
（参见《政海人物面面观》）
熊式辉晚年辗转居台湾，没有任何官职，隐居山中，其落拓境况，有如《聊斋志异?叶生》所说“平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数；名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
。
他的同时代僚属且有认为这是他一生凉薄无情的因果报应所使然的，凡以险诈凉薄起家者，亦必败于险诈凉薄，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一个显著特征。
雷啸岑先生以为，熊式辉在东北干了一年多的行营主任，举凡内政外交，一筹莫展，对军事更是外行。
熊氏的才学固谫陋，绝非胡林翼、左宗棠之流，做个省主席亦是不够料的。
但他在东北之一事无成，说句公道话，却不是他的责任，史事纷繁，不胜缕述。
熊式辉《海桑集》所记载的种种细节，常有抗命不从、拂逆上意的记录，以文电、书面或当面跟蒋介石讨价还价，讲条件、申述意见等。
完全不是想象中，或以前不少文史文章中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形象。
他解剖美国政策之失，论及失败的总责，他以为，国民政府背负十余年中国内乱和八年抗战后疮痍满目的重大包袱，加上一切应付却有未能尽如人意之地方，美国行政高层又是那样的颟顸，种种疏漏都给对手利用，尤其是“美国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做了他人的义务宣传员”
，美国的外交人员、远东专家，向其本国所作报告弥漫悲观主义论调，1947年夏魏德迈调查声明可谓总代表。
熊式辉以为魏氏多与失意政客等类接谈，以耳代目，被人牵着鼻子走。
“美国康他人之慨，又欲以中国来做一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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