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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途末路时分，他的本色，现出原形，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撒赖耍赖。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皇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
他们的失败，既非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和所谓国民素质低下无涉。
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人治社会，谈不上什么宪政素养，但是东瀛的明治维新就顺利达成了。
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于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
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机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
（《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皇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
，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唐德刚说，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
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
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的反击。
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
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
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
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
戊戌变法后，中山先生对康梁一是设法营救，二是在日本为其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将所办学校依其意愿改为大同学校，以梁启超为校长，听其办理，然而康梁的手下还不大领情呢。
此后，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带三万元到新加坡，劝康有为合作，反被康有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为刺客，将宫崎逮捕。
严复对维新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对其鲁莽酝酿有所批评，“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
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
（《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三卷，533页）康有为等人不能辞其咎。
辛亥之际，他给黄兴写信，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康有为当戊戌变法时期，为事实上的总策划，清廷坍塌，犹不死心，和张勋共谋复辟，当了十二天的弼德院副院长。
虽说他毕生抱有教皇心态，但在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充当实力人物的头号幕僚，也是他至死不移的嗜好。
这种嗜好上瘾之深，简直身不由己，并且不惧所托非人。
张勋复辟，他出力最多。
张勋早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后，率部企图顽抗，败后退驻徐州一带。
其人及所部均留发辫，人称“辫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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