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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他30岁不到，批判的深度有力如是，文章肺活量充沛如是。
此篇长文对中国数千年来累积发酵的弊端作总的盘点、总的清算，他人批判因历史背景和参照系数的老化所带来的肤浅及隔靴搔痒，在此一扫而空。
中山先生的思想，深刻性与系统性互为依托。
就以1897年的《中国的现在和将来》而言，他在青年时代即对中国弊端有透澈认识，具有鞭辟入里的深刻见解。
只要是帝王专制，不论在何空间时间，也无论对东方或西方，它都带来黑暗，人性都会变坏。
专制开掘人性的腐恶，造成大面积溃疡。
该文中，中山先生指出的现象，那些短期到中国的英国人，对中国实情一无所知，地方小吏对之可以掩饰；至于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英国人呢，竟与中国贪污官吏集团同流合污，久处鲍鱼之肆，腐臭顿成妙味，其贪财好货，甚至超过中国人。
中山先生指出，中国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前三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对于国势不振，它们是次要原因；中国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而又有系统的贪污，它也正是产生前三种灾难的原因（参见全集，一卷，87～89）。
这些事情绝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原因，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
懒惰和无知也是促成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
但懒惰和无知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这些判断比胡适之辈不知高明多少万倍。
早期最得力幕僚——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
中山先生虽以幕僚面目走向社会，却终因社会情绪大为不堪，腐败弥漫，荆榛满目，至难进行。
先生感慨风云，悲愤时局，乃毅然变更途辙，挺天纵之大圣，而为有史以来中国民主革命之精神领袖。
逐步地，在先生周围，又聚集起志行坚毅、学问湛博的一批青年幕僚，作为先生的助手，负剑海国，戎马仓皇，孜孜矻矻，推动中国革命，向皇权专制发起了总攻。
日本志士对中山先生倾心拜服，“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
（《孙中山年谱长编》，341页）。
同样，这批青年志士，仰慕先生人格高风，咳唾珠玉，以亲接謦欬为荣幸，愿以头颅颈血，追随先生革命。
他们从长久的历史、如磐的现实深知无法进行些微的改良，因所谓改良，无异与虎谋皮，只能说而永不能行，必以鲜血洗涤人心，予社会以当头棒喝。
他们在先生周围，倾吐胸臆，指画大计，扳谈经旬，日夜不厌。
孙中山的旁边助手很多，早期最重要的就是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这三个人，他们是孙先生手下最得力的干部。
《马君武集》说，他们三人中，先生最信任朱执信。
执信长得身材矮小，从外表看去像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但是他非常聪明，理想也很高。
商量事情的时候总理对胡汉民他们还常有争论，但是对朱执信则不然，不管什么事，只要朱执信一讲就行。
他的胆子也非常大，自己率领数百兄弟攻打虎门炮台，同时也在战斗中壮烈殉难。
朱执信先生有言：“人类更高级之感情，果何所求乎？曰：自由光荣之生，心安理得之死。”
孙先生的坦**襟怀，是袁世凯都不得不承认的。
孙先生的助手或幕僚中，他们是中西文化相摩相**中造就的一代知识分子，绝非北洋政客可以望其项背。
他们和北洋幕僚的重大区分乃是后者长于机变，颇识权谋，甚至务为欺凌，包藏祸心，当其以武力世纪控制行政系统之际，那就不惜为鬼为蜮，翻云覆雨了。
声色货利、政以贿成是其最后的依归依托。
而孙先生的助手们，受其影响，哪怕啮雪咽旃，总保持大节的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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