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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时代巨人及其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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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巨人之幕僚观
中山先生的文章行文充溢恳挚醇美的气息，他总是推心置腹地披沥以道。
只要他一下笔，就能提炼出高人一筹振聋发聩的思想见地。
他最早就是以国族参谋、国事幕僚的心态走向社会，欲以文章、策论影响当局大吏，从这个渠道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良愿。
他28岁时写的《上李鸿章书》（全集第一卷8页起），结尾也还有援用当时体制内套语，对李大人加以恭维。
如“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
云云。
1894年夏，他和陆皓东前往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李氏还不予接见。
此文底子本来就好，复经大文学家王韬修饰润色，虽系经世文字，却也彬彬可诵。
他论证国家富强之道，明说关节不尽在坚船利炮，壁垒森严，而在于内在的四大端，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这些是根本，其余是标末。
探寻欧美富强之本，即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些都是制度的根本所造成，他指出李鸿章辈只着眼于坚船利炮，是舍本逐末。
明朗通透的分析击中专制社会的命门。
中山先生孜孜矻矻，希其惊醒，导其改变。
但李鸿章辈的知识头脑仅止于此。
所以最终结果也是鸡同鸭讲，咽塞难通。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中山先生不是这样，他是道不行，起而革命。
此文既有总提，也有细讲，包括急兴农学、讲究树艺等，但他强调政治制度乃为根本。
其他要在这个根本上依托进行，方有成绩。
中山先生论证在民治社会与专制社会不同政经体制之下，人，这个创造的主体，遭遇完全不同的境遇。
西方制度下，人活在世上，不虚此生，良性制度使其才智蕴藏，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
而在专制之下，野有遗贤，朝多幸进，人的本性被戕害成为基因，遗患无穷……
他25岁时写的《农功》一文，也因精彩阐述，被郑观应修改采用，植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
此文也是有关中国改革的上上良策。
中山先生的论述，像一架天然的高精度测量仪，道出迷乱陆离现实中清晰的出路。
有些人，绝不是狭义的幕僚，甚至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幕僚，但我们仍可视之为一种参谋和智囊——他们可以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时代意义上的幕僚。
中山先生写于1897年的重头文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他这篇29岁时所写的长文扣住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病灶，像全息摄影般写出，观之悚然不能自安。
此文充溢鞭辟入里的通透分析，无以伦比的敏锐观察，流畅而不乏顿挫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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