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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遇到的特性不可能正常出现，或者不能达到同样的程度，并且可能被描绘为潜隐的材料。
你们不必形成这样的印象，认为我们把这些抵抗的出现视为是对分析治疗的意外冒险。
不，我们知道这些抵抗是终究会出现的；实际上，只有当它们不能清楚地被唤起，并且能够向患者证明其存在时，我们才感到不满。
确实，我们最终认识到战胜这些抵抗正是分析的基本任务[263]，是保证我们已取得了治疗成效的那部分工作。
如果你们进一步地考虑患者时常以分析期间的偶然事件来阻挠分析的进行，如他利用分散注意的事物，或其所处环境中的权威人物对精神分析的指责，以及足以使神经症加剧的任一偶然的机体失调，甚至是他的境况的改善等原因。
如果你们考虑到了所有这些，你们就已获得了一种近似的，尽管还不够完善的，有关抵抗的形式和方法的情况，每种分析都伴随着这种抵抗。
[264]
我之所以对这一点讲这么多，是因为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有关神经症的动力学观点正是基于我们经验到的神经症患者对治疗的抵抗。
起初，我自己和布洛伊尔都分别用催眠法进行心理治疗。
布洛伊尔的第一位患者[265]完全在催眠暗示的状态中接受治疗。
一开始，我也随着他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
我承认这个时期，我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用的时间也较短。
但结果却常出现反复，并且疗效不持久，由于这个原因，我最终放弃了催眠法。
[266]我这时认识到，只要采用催眠的方法，就不可能理解这些疾病的动力。
[267]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医生是观察不到患者的抵抗的。
尽管催眠取消了抵抗的力量，为分析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是，抵抗的力量以一种无法攻破的方式聚集于这个领域的边沿，正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疑虑所产生的作用一样。
由于这个原因，可以说在我取消了催眠的帮助之时，精神分析才算真正开始。
[268]
然而，如果对抵抗的认识变得如此重要，我们不应太草率地假定它的存在，而应对它做慎重的考虑。
或许真的存在由于其他原因而使联想失败的神经症病例，或许对我们的假设的驳斥真的值得我们注意，并且或许我们随便地把患者的理智的批评视为抵抗而置之不理，这对患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做出这种判断，并非是草率的，我们有机会观察到的是这些批判的患者在他们的抵抗出现之时和消失之后的情况。
因为抵抗在治疗期间逐渐改变其强度；
在我们探索一个新问题时，它总是增强；在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表现得最强烈；而在这个问题已处理完毕时，它即随之消失。
如果我们不犯技术上的错误，我们也不至于立即引起患者有能力做出强烈的抵抗。
因此，我们能够使自己相信在无数次情况下，在分析过程中，一位患者会忽而放弃其批判态度，忽而又重新恢复其抵抗。
如果我们将患者感到特别痛苦的潜意识材料带入其意识，那么他会极力地表示抗议；他可能先前已理解和接受了许多，但现在就好像是这些获得一扫而光；在他极力地表示反抗时，他可能表现得像“情绪迟钝”
（emotionalimbecile）者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帮助他战胜这种新的抵抗，他就会恢复其理解能力。
这样，这种批判力不是一种独立的机能，不值得如此地重视，它是其情绪态度的工具，并且受其抵抗的指引。
如果有某种他不喜欢的东西存在，那么他可能很巧妙地予以驳斥；而合乎其胃口的东西，他反过来会信以为真。
或许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什么两样，接受分析的人，他的理智之所以明显地受情绪的支配，就是因为在分析的时候，他受到强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如何说明患者奋力反抗症状的解除和心理过程恢复常态这一观察事实呢？我们已成功地发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力量，它反对患者状况的任何改变；它们必定是过去引起这种状况的同样的东西。
在这种症状的形成过程中，必定也有过某种过程，其性质如何则可以通过我们治疗的经验推想而知。
从布洛伊尔的观察中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症状的存在有一个前提条件：一些心理过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以致没有形成意识。
这种症状就是这种未完成的心理过程的替代物。
我们现在知道那些猜测在起作用的力究竟在哪里。
一种激烈的反抗必定要开始于反对可疑的心理过程进入意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仍然是潜意识的。
作为潜意识的东西，它有力量形成一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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