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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终其一生不断重复着性变态引发的机制，他们追寻男人的冲动原来是由不断逃离女人的结果所决定的。
［在这一点上，1910年版的脚注中写到：“必须记住，只有一种性变态类型适于精神分析——总体上这种人的性活动受到阻碍，其残留物便是性变态，性变态问题极为复杂，包括性活动及其发展的各种类型。
关于性变态概念上的严格分类须以性对象的性特征或倒错的主体为基准。
］精神分析的研究非常反对将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从正常人中分化出来，通过对较为隐蔽的性兴奋的研究发现，所有的人都可将同性作为性对象，事实上在潜意识中做过这种选择。
的确，力比多对同性的附着，对正常心理生活所起的作用并不小，当然，作为致病原因，它比附着于异性更为明显。
恰恰相反，精神分析认为，不分性别的对象选择——既可选男性也可选女性——像在童年期、原始社会及早期历史阶段那样，倒是更原始的基础，由此产生了对某一方向的限制，正常与倒错便有了区分性发展。
因此，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男人仅仅对女人产生性兴趣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阐释的问题，这种吸引性远非化学原理即可释然。
一个人的性态度直到青春期后才能确定，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此并非全然了解，有些是身体方面的，有些则是偶然的。
毫无疑问，有时候个别因素会起更大的作用，并影响到发展的结果。
然而，一般而言，因素的多重性会在繁多的性态度中反映出来。
在性变态者中，常常发现远古的身体特征及原始的心理机制占了优势。
他们最基本的特征表现为自恋式对象选择及肌欲快感性的持续。
若以身体的特殊性为准，将性变态的最极端类型分离出来，我们不会获得任何新知。
对这些类型明了而充足的解释可通过对转移型体质及性态度正常的人的研究实现，尽管这样做力度不够。
结果的区别看似是质的，而分析表明，差异仅仅是量的。
在对影响对象选择的偶发因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挫折（早期干扰、恐吓、性活动）需要重视。
我们的观察表明，父母双方的相伴起着重要作用。
童年期若见不到强健的父亲，常会导致性变态。
最后，我们坚持认为，性对象的倒错概念应与性特征的含混做出明确区分，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相当程度的分离性是显而易见的［1915年版增补］。
关于性变态，费伦茨（1914）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观点，他抗议道，既然性变态者的症状相同，而许多引发条件都相距甚远，且在肌体及心理方面重要性有别，那么，全部统在“同性恋”
的名义之下便不妥了——他所提供的更好名称为同性**（homoerotism）。
他坚持认为，至少应对两种类型做出区别：“主体同性**”
（subje），这类人自觉为女性，并表现为女性风格；“对象同性**”
（obje），他们是纯粹的男人，只不过用男人代替了女人作为**对象。
他把前者视为真正的“性中间型”
（sexualies）（按赫希菲尔德的词义），而并不情愿地将后者视为“强迫性神经症”
。
在他看来，只有“对象同性**者”
才会反抗自己的性变态倾向，或者受到心理学的影响。
我们承认这两种类型的存在，需要补充的是，在许多人身上都可发现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体同性**”
和部分的“对象同性**”
［1920年增补］。
在过去的几年中，最著名的生物学家斯坦因奇（Steinach）所做的工作为同性**及性征的结构学因素研究注入了生机。
通过对不同的哺乳动物施行实验性阉割及移植异性的性腺，可使它们的性别得到改变。
移植的结果或多或少改变了身体性征及心理性态度（包括主体同性**和对象同性**）。
结果表明，性的决定力量并非来自组成性细胞的性腺，而是来自性腺的间质组织（iissue）（青春期腺puberty-gland）。
这种移植改变了一个男人，他因结核病而失去了睾丸。
在他的**中，他像个女性，作为被动的同性恋者，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性征（如头发、胡须、**及臀部）。
当将另一病人的睾丸移植给他之后，他的行为便具有了男性特征，并按正常方式将力比多指向女性，与此同时，他身体上的女性特征也消失了（李普什舒兹，1919，第356～357页）。
如果认为这些有趣的实验为性变态理论提供了新基础是毫无道理的，若认为它们为医治同性恋提供了普遍的手段不免失之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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