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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1855，第553页）写道：“在梦中我们不会变得更好更有道德。
相反，意识在梦中似乎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们在梦中没有同情，还可能干最坏的事，如盗窃、暴力或谋杀，对这些我们都感到无动于衷，并没有悔恨。”
拉德斯托克（1897，第164页）说：“应记住，在梦中无论是联想的产生还是思想的联结，都不会考虑到反省、常识、审美情趣或道德判断。
判断是十分微弱的，而道德的冷漠居主宰地位。”
沃凯尔特（1875，第23页）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梦中关于性的问题更是没有控制的，梦者自己根本没有羞耻之心，更不必说道德性感和判断；甚至他看见任何别人，其中包括他所最尊敬的人，在发生着性行为，对于这些在清醒时他只要想一想都会感到可怕。”
与上面观点完全相反，我们会发现叔本华［1862，第1卷，第245页］等人的观点却认为每个人在梦中无论是行为还是谈话都完全与他的性格一致。
费舍（K.P.Fischer，1850，第72页以下）主张主观情感或愿望，或情绪和热情，在梦生活的自由中展现出来，而且人们的道德特征也在他们的梦中反映出来（见斯皮塔，1882，第188页引文）。
哈夫纳（1884，第251页）：“几乎很少有例外……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梦中也表现得道德高尚，他总是远离仇恨、忌妒、气愤和其他不良的事情；但是一个罪恶的人也规律般地在梦中得到同样的映象，与白天时一样。”
肖尔茨［朱伊特（Jewett）译，l893，第62页］：“梦反映真实；在梦中我们逐渐了解我们自己的真实，尽管我们对世人蒙上伪装，［无论我们是受尊重或是受屈辱］……正直的人在梦中也不会犯罪；或者，如果他犯了罪，他也会感到恐惧，正如对于任何违反他本性的事情一样感到恐惧。
那位罗马皇帝处死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个梦，梦中他谋杀了国王，这位皇帝认为处死他是有道理的。
如果这样推理一个人梦中能做的事，他清醒时也会做得出的。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我做梦都想不到’，这在用来指那些从来不占据我们心灵和脑海的某些事情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柏拉图却相反，他认为最好的人是那些只梦见别人在清醒时所做的事的人。
[46]）
梦的道德问题是希尔德布朗特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从他的一个小册子中引用了不少东西，因为，在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著述中，我感到它是形式上最完美、内容上最丰富的一本书。
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54页］也写下过一条规律，即生活越纯洁，梦也就越纯净；生活越肮脏，梦也就越污秽。
他坚信人的道德本性在梦中仍然持有。
他写道：“而即使是最严重的运算错误，即使是对科学规律最浪漫的违反，或者最可笑的年代错置，也不会引起我们怀疑或使我们不安，但我们从来不会忽视好与坏、正与误、道德与罪恶的区别。
无论白天在我们周围的事物在梦中有多少遗漏，康德的类别区分必要性的意识却如影随形，一刻也不离开我们，哪怕是在睡梦之中……
但这仅可以被这一事实所解释，即在人的本性和道德观中最基本的那些东西是相当牢固地植根于人的思想，虽然想象、推理、记忆和其他功能在梦中都受影响，但它们却不受千变万化的变化所影响。”
（同上书，第45页以下）
随着对这题目讨论的不断深入，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作者们也开始显示出明显的观点转变或改变。
那些主张人的道德人格在梦中不再发挥作用的作者，从严格的逻辑上来说应失去对不道德的梦的兴趣。
他们可能会把任何探讨梦者应对梦负责的问题的努力都排除在外，也不会再去从自己梦中的邪恶去推导自己性格深处有邪恶的痕迹，也正如他们会信心十足地反对从梦的混乱无序推导现实生活中智力活动是没有意义的类似努力一样。
而另一些认为“类别区分必要性”
意识会延伸到梦中的人，也应理智地接受这一观点，即产生不道德的梦的责任也可能不是由他们本质的恶而引起的。
我们为他们着想，希望他们不要做那些该受斥责的梦以动摇他们对自己人格道德的坚定信念。
不过，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那么确定他到底好到或坏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可以否认他从没做过一个不道德的梦。
不论他们对梦的道德问题有何等的对立，两种作者都对梦的不道德问题做了来源的解释。
但是，由于对这种来源应从心灵的功能上去寻找，还是从躯体原因对心灵的不良影响上去寻找，新的分歧又出现了。
于是，事实的逻辑强制性又迫使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支持者（即道德对梦的责任性与非责任性）又在承认梦的不道德性是有着特殊的精神源这一点上联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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