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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游戏做进一步的探讨也不会消除我们在这两种看法之间的犹豫。
显然，在游戏中，儿童重复在现实生活中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切事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这种印象的力量发泄出来，可以说，这就是使他们自己成为情境的主人。
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一切游戏显然都受他们一生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愿望影响——即长大成人，能做大人所做的事的愿望。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某种体验的令人不快乐的性质并非总是不适合成为游戏的内容。
如果医生检查了一个儿童的喉咙，或给他做了个小手术，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些令人惊恐的体验一定会成为下一个游戏的主题。
但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不要忽略这个事实，从另一个根源也能产生快乐。
在从这种体验的被动性向游戏的主动性转变的过程中，这个孩子把那个不快乐的体验转移到他的一个游戏伙伴身上，并以这种方式在这个替代物身上为自己报了仇。
不过，从这个讨论中我们发现，没有必要假设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模仿本能，为的是给游戏提供一个动机。
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成人的艺术戏剧和艺术模仿。
和儿童的游戏不同，成人的艺术戏剧和模仿是针对观众的，它们并不为观众省略掉（例如，在悲剧中）那些最痛苦的经验，并且能使他们感受到高度的快乐。
[18]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使是在快乐原则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足够的办法和手段使令人不快的东西变成在心灵中进行回忆和探究的一个主题。
对这些把产生快乐作为其最终目的的案例和情境进行考虑，应该让某个美学体系对其主题带着一种结构的观点来进行。
它们对我们的目的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们预先假定了快乐原则的存在和至高无上；它们没有证据证明，有超越快乐原则的倾向在起作用，就是说，那些比快乐原则更原始并且独立于快乐原则之外的倾向性。
第三章
25年的深入研究的结果是，今天在精神分析技术的直接目的方面已经和它在初创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最初，从事分析的医生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发现病人所没有觉察到的潜意识材料，把它的各个成分聚集在一起，并且在恰当的时候告诉他。
当时，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解释的艺术。
由于这样并不能解决治疗的问题，所以另一个目的便很快表现出来：即迫使病人从他自己的记忆中肯定分析师的这种建构。
在这种努力中，主要强调的是对付病人的抵抗：这种艺术现在就在于尽可能快地揭示这些现象，向病人指出这些抵抗，并通过人的影响——这就是作为“移情”
的暗示所发挥的作用——引导他放弃他的抵抗。
但是，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最初所确定的这个目的——即把潜意识的东西变成意识的这个目的——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
病人不能回忆起在他心中全部被压抑的东西，而且他不能回忆起来的东西或许正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部分。
因此，他不可能对告诉他的这种建构的正确性产生信服感。
他被迫把被压抑的材料作为一种当前的体验来重复，而不是像医生所愿意看到的那样，把它作为属于过去的东西来回忆。
[19]这些精确的令人讨厌的再现，总是把婴儿期**的一部分作为它们的主题——即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部分及其派生物；而且它们必定会在移情的范围内，在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中表现出来。
当事情达到这个阶段时，则可以说，早期的神经症现在被一种新的、“移情性神经症”
所取代了。
医生努力把这种移情性神经症保持在最狭窄的限度内，尽可能多地强迫病人回忆，尽可能少地使其重复出现。
被回忆起来的东西和再现出来的东西之间的比例是因案例的不同而变的。
一般地说，医生不能给他的病人省略这个治疗阶段。
他必须让他重新体验已被他遗忘的那一部分生活，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使病人保持某种程度的冷淡，这样，不管怎么说，将使他能够认识到，看起来是显示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以往过去的一种反映。
如果这一点能够成功地达到，病人就能产生信服感，依赖于此的治疗的成功也就达到了。
为了更容易理解这种“强迫性重复”
（pulsio），这是在精神分析在治疗神经症时发现的，我们必须首先放弃这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在我们与抵抗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我们所对付的是潜意识方面的抵抗。
潜意识——就是说，“被压抑的”
东西，并没有对治疗的努力产生任何抵抗。
的确，它本身所做的努力无非是强行推开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并且尽力地做到要么达到意识，要么通过某种真实的行动实现释放。
治疗期间的抵抗产生于最初实施压抑的心灵的同一个较高的层次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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