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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有肉体的一面,并且其中可能还有某种特殊的化学过程,而引起性兴奋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存在着某种目前还不知道的特殊物质。
一定也有一些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这种真正自发性神经症为什么不像其他种类的疾病,而更接近于中毒和禁欲现象,或者突眼性甲状腺肿。
那些中毒和禁欲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服用或缺乏某种有毒物质,而突眼性甲状腺肿则有赖于甲状腺的分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种“真性神经症”
[169]的研究上去,同时也没有其他任何人来继续做我的这一部分工作。
今天如果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我早期的研究成果,我所得出的印象是:这些发现,不过是可能要复杂得多的课题的一个初步的粗略梗概。
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研究成果今天仍然适用。
如果我后来能够对单纯青少年神经衰弱症的更多病例进行精神分析的检查的话,那我就非常满意了。
遗憾的是没有这种机会。
为了避免误解,我想阐明这样一点:我绝非否认在神经衰弱症中存在有心理冲突和神经症情结。
我所坚持的是:这些病人的症状,并不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或者通过分析就可以除去的,这些症状必须被看作是紊乱的性化学过程的直接中毒的后果。
在《癔症研究》一书出版以后的几年当中,根据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所起的作用而得出了这些结论之后,我向各种医学学会宣读了有关这一课题的一些论文,但所得到的反应只是怀疑和否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布洛伊尔竭尽全力以个人的最大影响来支持我,但效果甚微。
并且很明显可以看出,他对于神经症的性欲病因论这一认识是顾虑重重的。
他本来可以用他的第一个病人向我施加压力,或者至少来为难我。
不论怎么说,在这个病人身上性的因素显然是不起作用的。
但他从未这样做过。
直到我开始对这一病人进行正确解释,并且根据他以前的一些言论,对于他关于这一病人的治疗结论进行重新修正时,我才懂得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原来,就在对这一病人的宣泄工作似乎就要完成的时候,这个姑娘突然出现了一种“爱恋移情”
(transferencelove)的现象。
布洛伊尔当时并没有把这一情况同她的病症联系起来,所以便沮丧地引退了。
显然,对于布洛伊尔来说,想起这件明显的意外事件是很痛苦的。
他对我的态度一度处于赞扬和严厉的批评之间,摇摆不定。
接着,我们之间便时而出现意见分歧。
遇到使人尴尬的情况,分歧是必不可免的。
最后,我们终于分手了。
关于一般性精神失调研究的另一个结果,是我改变了宣泄技术。
我放弃了催眠术,而寻求用另外一些方法来代替它,因为我期望在治疗癔症的过程中不受任何约束。
随着经验的增长,我对于甚至把催眠术当作实现精神宣泄的一种方法来使用,也产生了几点很大的怀疑。
首先,如果我和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一有干扰,那么即使最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也很容易突然消失。
当然只要重新建立和谐关系,这种效果可以重新确立。
但是这种偶发事件却证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情感关系,毕竟要比整个宣泄过程牢固得多。
确切地说,正是这一因素避开了控制的种种努力。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向我显示了我长时间以来一直猜想的东西。
这关系到与我配合得最好的病人之一。
我用催眠术在她身上能够取得最神奇的效果。
我正在通过追溯她痛苦发作的根源来解除她的苦难。
有一次,她一醒来便伸出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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