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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报告受到了冷遇。
那些权威人士，如学会主席（内科医生班伯格［Bamberger］）等人，宣称我所报告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
梅纳特要求我在维也纳找一些与我所讲述的情况相似的病例，并将其提交给医学学会。
我于是努力找寻这样的病人。
但是，那些年长的医生们拒绝我观察和研究在他们科室找到的这样的病人。
其中一位年长的外科医生竟然惊奇地大叫道：“天哪，我亲爱的先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的话？癔症是子宫的意思，男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我只得徒劳地辩驳说：我并非一定要大家赞同我的诊断，而是希望能由我亲自处理这些病人。
最后，我在医院外面偶然发现了一个患有典型的癔症偏侧感觉缺失的男性患者，用这个病例在医学学会上做了证实。
这次大家向我鼓了掌，但没人对我表示出进一步的兴趣。
那些高级权威们对我的创新横加否定的印象一直让我难以忘记。
同时，我所坚持的男人也会患癔症的观点，以及我通过暗示可引起癔症麻痹的实验演示，使我被迫成了他们的对立面。
由于随后不久我被排挤出大脑解剖实验室[162]，并且连续好长时间找不到可以讲授我的讲义的地方，我只好从学术生涯中退了出来，不再参加那些学会了。
自从我那次去医学学会到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任何企图依靠治疗神经症患者谋生的人显然必须具有能使患者的症状有所好转的能力。
我的治疗武库中只有两件武器：电疗法和催眠术。
只是会诊一下然后便开一个处方让病人去水疗房，这样做所得收入甚少。
我的电疗知识来自维·厄尔布（W.Erb）的教科书，书中有治疗所有神经症症状的详细说明。
遗憾的是，我不久便发现，按照这些教诲来做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而且，我以前当作是精确观察所概括的东西，原来只不过是一些空想臆测。
德国神经病理学领域最权威的人的著作，竟然不如廉价书摊上所卖的一些“埃及人”
谈梦的书更具实用价值。
认识到这一点虽然让我很痛苦，但却使我彻底抛弃了我当时还受着影响的、对于权威仅有的一点天真的忠诚。
所以，我把电疗器械撇在了一边，尽管莫比斯（M?ebius）不久所作的解释对此局面有所挽回。
他说，电疗法治疗神经失调（就目前所发现的各种症状而言）的成功，实际上是由于医生暗示的结果。
由于催眠术的使用，病人症状有所好转。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由“催眠术家”
汉森（Hansen）举行的一次公开表演。
我当时看到，强直性僵直一发作，一个被试者的脸色立刻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并且只要这种催眠条件不变，他便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这使我坚信，由催眠所引起的这种现象是真实的。
不久这种认识便得到了海登海因（Heidenhain）的科学研究的证实。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并没有制止那些精神病学教授们宣称催眠术不仅是骗人的而且是危险的，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待催眠医生的轻蔑看法。
在巴黎，我曾看到催眠术被人们随意地当作一种在病人身上引起某种症状，然后再将这种症状消除的方法来使用。
就在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法国南锡出现了一个学派，为了治疗目的，他们大规模而且卓有成效地使用了暗示，而且在使用暗示的过程中，有时使用催眠术，有时则不使用催眠术。
这样一来，在我做医生的头几年，除了偶然而无系统地使用心理治疗方法以外，我的主要工具自然便是催眠暗示了。
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当时已不再治疗器质性神经疾病。
但是这无关紧要。
因为一方面，治疗这种病的前景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对一个大城市里私人开业的医生来说，这种病人的数量与神经症患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神经症患者焦急地从一个医生处跑到另一个医生处，症状得不到解除，结果数量日益成倍增长。
此外，用催眠术进行工作，其中会产生特别诱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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