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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认为，他们的反应表明，他们似乎也相信以色列民族声称自己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性。
假如一个人是令人敬畏的父亲宣布的最喜爱的孩子，他就无须对其兄弟姐妹的忌妒感到惊讶，关于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犹太传说，明确地说明了这种嫉妒会产生什么结果。
世界历史的进程似乎证明了犹太人的设想是合理的，因为，后来当上帝高兴地把弥赛亚和救世主赐给人类的时候，他又是从犹太民族中选中了他。
其他民族本来也可以对他们自己说：“是的，确实如此，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
但是，所发生的情况与之相反，耶稣基督的拯救只是增强了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而犹太人自己并没有从这第二次偏爱行动中获益，因为他们没有认出这位救世主。
在我们早期讨论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宣称，正是摩西这个人使犹太民族带上了这种在各个时代都具有意义的性格特征。
通过向犹太人保证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摩西宣告他们是神圣民族，并保证使他们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
这不是因为其他民族缺乏自尊心。
和如今一样，在那些时代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更优越。
但是，犹太人的自尊心被摩西赋予了一种宗教寄托：这变成了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由于他们和上帝的关系特别密切，因而他们也分享了上帝的庄严。
既然我们知道，在选择了犹太人并把他们从埃及解救出来的上帝背后站着摩西这个人，他表面上是奉上帝之命这样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宣称，正是摩西这个人造就了犹太人。
这个民族不仅把生活的顽强坚韧的精神归功于他，而且把该民族所经历的，并且现在仍在经受着的许多敌意归咎于他。
（二）伟人
一个单枪匹马的人竟然会造成这种非凡的结果，这怎么可能呢？他竟然能把随机的个体和家庭凝聚成一个民族，竟然能使他们铭刻上明确的性格特征，并决定他们的命运达数千年之久。
一个诸如此类的假设会不会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倒退，即复归到产生造物主的神话和英雄崇拜的思维方式中去？复归到历史的写作无非是报道某一个人、某一位统治者或征服者的行为与命运的时代中去？现代的倾向则宁可把人类历史的事件追溯到更隐秘的、更普遍的和更非人为的因素，追溯到经济条件的强制性影响，追溯到饮食习惯的变化，追溯到使用的材料和工具的进步，追溯到由于人口增加和气候变化而引起的迁徙。
个体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无非是作为群体倾向的阐释者或代言人，这些群体倾向一定会表现出来，而且主要是通过偶然的机遇在这些独特的个体中表现出来的。
这是一些顺理成章的研究线索，但它们却使我们有机会注意到，在我们的思维器官所采取的态度和世界万物的排列之间有一种重大的差异。
我们可以设想，这些都是靠我们的思维来掌握的。
如果每一个事件都有一种可以证实的原因，我们的需要便足以发现这些原因（可以肯定这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相反，每一事件似乎都是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而且证明是几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对这些极复杂的事件的恐惧，我们的研究便采取用一种相互关系的某一方面来反对另一方面，并引起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本来并不存在、但由于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发生破裂才引起的。
[315]因此，如果对某一特殊情况的研究向我们证明了某一个人的超常影响，那么，我们由于持有这种假设而在面临那些具有普遍而非人因素的重要教义时逃脱而去，也就无须受良心的谴责了。
这在原则上对两者都留有余地。
但是，在一神教（monotheism）的产生过程中，我们只能指出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些外部因素——即这种发展与不同国家之间更密切关系的建立有关，而且与一个伟大帝国的建立有关。
这样，我们就为原因链条中，或者毋宁说原因网络中的“伟人们”
保留了一个位置。
但是，这对于了解我们在什么条件下授予“伟人”
这一光荣称号或许并非毫无用处。
我们将会吃惊地发现，要回答这个问题绝非易事。
第一种说法——即“如果一个人具有我们高度珍视的那种高层次的伟大品质，我们便授之以伟人的称号”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种说法都显然是不恰当的。
例如美貌和力气，无论它们如何令人羡慕，都不配称作“伟大”
。
由此可见，这些品质必须是心理品质——即精神的和理智的品质。
对这些品质，我们往往有这种顾虑，即我们仍然不应该只因为某人在某一特殊领域中表现得卓越，而毫不犹豫地把他描述为一个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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