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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序言一（［维也纳］，1938年3月之前）
怀着一个几乎无所失或完全无所失的人的胆量，我想第二次打破已经确立的意图，给我在《意象》杂志上的两篇关于摩西的论文[272]补充上我放在手头上的这最后一部分。
我在上一篇论文的末尾说过，我知道我的力量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
对此，我的意思当然是，随着老年的到来创造性力量的减弱[273]；但是，我也在考虑另一道障碍。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时代。
我们惊讶地发现，进步竟与野蛮结成了联盟。
在苏维埃俄国，他们已着手改善曾处于残酷奴役下的亿万人民的生活条件。
他们非常轻率地废除了他们的宗教“鸦片”
，而且相当明智地给予他们合理数量的性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服从于最残酷的高压统治，并剥夺了他们思想自由的任何可能。
以类似的暴力方式，意大利人民正在接受服从秩序和责任感的训练。
当我们发现，对德国人民来说，在没有任何进步观念的情况下，向几乎史前的野蛮时代的退化居然也会发生时，我们才感到从压抑的忧郁中喘过一口气来。
不管怎么说，事情的发展结果就是如此，今天，保守的民主党人成了文化进步的保护者，而且奇怪的是，正是天主教会的制度强烈地反对向文明传播这种危险——迄今为止，天主教会可一直是思想自由和发现真理的进步力量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啊!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在天主教会保护之下的天主教国家里，也不知道这种保护将持续多久。
但是，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我们自然就会犹豫，是否做过一些注定会引起教会敌意的事情。
这并不是懦弱，而是谨慎。
我们想避免为其服务的这个新的敌人比那个宿敌更危险，我们已经学会同那个宿敌进行周旋了。
我们所进行的精神分析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天主教会猜疑般的注意。
我并不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
如果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把宗教贬低为人类的一种神经症，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将其强大的力量解释为我们的个别病人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症，那么，我们一定会招致统治当局对我们的仇恨。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新的话要说，也不是因为我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没有把话说清楚[274]；而是当时已把它忘掉了，如果我今天再来重复它，并且从一个为所有的宗教基础提供了标准的实例中予以阐明，那就不可能毫无作用。
我们很可能会被禁止从事精神分析。
这些粗暴的压制手段。
对天主教会来说确实一点也不陌生；事实是，如果有人利用这些方法，它会觉得这是侵犯它的特权。
但是，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已经无处不在的精神分析，却仍然没有一个家园，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它诞生和成长的这个城市更能发挥作用的了。
序言二（［伦敦］，1938年6月）
我在从事摩西这个人物的研究期间，那些压在我身上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内部的疑虑和外部的障碍——导致了这第三篇即这篇结论性的论文引用了两个不同的序言，这两篇序言相互矛盾，而且确实是相互抵消的。
因为在写作这两篇序言的简短的间隔时间里，作者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早期我居住在天主教会的保护之下，因此担心发表我的论文会引起这种保护的丧失，担心会使在奥地利从事精神分析的学者和学生们会失去工作。
然后，德国人突然入侵，而天主教会则证明，用《圣经》上的话说，是“不足以信赖的人或物”
（abrokenreed）。
由于肯定现在我会受到迫害，这不仅是因为我的思想路线，而且因为我的“种族”
——所以，我与我的许多朋友们一起，离开了这座自从我的童年早期就是我的家园达78年之久的城市。
我在美丽、自由、慷慨的英国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
现在我居住在这里，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现在我可以发出宽慰的叹息了，重负已从我身上搬掉，我又能讲话和写作了——我差点说成是“和思想了”
——像我所希望的或像我所必须做的那样，我敢于把我的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公之于众了。
没有任何外部障碍存在了，或至少没有什么可以令我害怕的了。
在我逗留此地的几周时间里，我收到了朋友们数不清的问候，他们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也受到了一些不认识的和确实是局外的陌生人的问候，他们只想表达他们对我在这里获得了自由和安全而感到满意。
除此之外，我还收到另一类信件，经常使我这个外国人感到惊奇，这些信件很关心我的灵魂的状态，给我指出了基督的道路，并且想启发我关心以色列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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