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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着塔布的人往往对塔布所忌讳的对象，抱有一种矛盾态度，归因于塔布的那种魔力的一个基本效力是产生**。
它像瘟疫一样作用着。
这是因为违禁的前车之鉴往往具有传染性，同时也因为潜意识中违禁的欲望常常从一个物体转向另一个物体。
通过自我否定对塔布触犯行为进行补过，该事实也表明，补过行为正是以对塔布的服从为基础的。
三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对塔布和强迫性神经症进行比较到底有多大价值？我们从这一比较中所获得的对塔布的认识又有多大的价值？这种价值显然必须取决于，我们提出的观点是否优于其他学者的观点，是否能使我们对塔布产生更清醒的认识。
我们觉得，在上述讨论中虽然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观点的适用性，但是还必须对塔布禁忌及其惯用方法做更详细的解释以加强我们对自己观点的证明。
在我们面前还有另一条途径。
我们可以着手探讨一下，前面所提出的从神经症到塔布的某些推论，以及这些推论的结果，在塔布现象中是否能得到直接的证实。
但是，必须确定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
塔布起源于由某种外部权威在某时所设置的原始禁忌的断论，显然是无法证明的。
因此，我们努力要证实的是塔布的心理决定因素。
从强迫性神经症中，我们对这些因素已有所了解。
我们又是如何从神经症中了解到这些心理因素的呢？是通过对它的症状，尤其是对强迫性动作、防御方式和强迫性命令进行的分析性研究。
我们发现它们显示出矛盾冲动所派生出来的所有征兆，既有同时与愿望和相反的愿望都相关的冲动，也有主要是体现其中的一种愿望的冲动。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奉行塔布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冲动（即受制于两种对立倾向），如果我们能够表明其中的某些征兆（像强迫性动作）同时体现了这两种倾向，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塔布和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心理共同点，这也许是它们最重要的特征。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塔布的两个根本禁忌之所以难以分析，是因为它们与图腾崇拜相关联；其他一些禁忌因具有继发的性质而不适于我们的研究目的。
这是因为在这些受制于塔布的民族中，塔布已成为立法的基本形式，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目的。
与古老的塔布相比，这些目的更接近现实。
例如，首领和僧侣的那些塔布，完全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特权。
此外，还有许多禁制（observances）我们都可以对之加以研究。
从中我选择了附着于（a）敌人，（b）首领和（c）死人的塔布；我将从弗雷泽的巨著《金枝》的第二部分“塔布与灵魂的危险”
（1911b）所收集的极好的例子中，选择我们的研究材料。
（一）对待敌人的方式
我们往往认为，那些未开化或半开化的民族对待他们的敌人犯有惨绝人寰的罪恶。
因此，当我们发现，即使在这样的社会中，杀死一个人也是受制于塔布习惯做法中的许多禁制时，一定会惊讶不已。
这些禁制很容易被分成四个部分。
它们要求（1）抚慰被杀的敌人；（2）对杀人者加以限制；（3）杀人者做出赎罪和涤罪的行动，以及（4）某些仪式性禁制。
由于局限于这方面资料的不完备，我们无法肯定地断论，这些习惯做法在这些民族中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性。
不过，这对我们目前的研究而言，关系不大。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面前所展示的不是一些孤立的奇特做法，而是普遍的习惯做法。
在帝汶（Timor）岛，好战的远征军带着斩获的敌人首级凯旋之后，总要举行抚慰（appeasement）仪式。
这些仪式特别值得注意。
因为除了仪式以外，远征军首领还要被加上严厉的限制［参见下文第39页］。
在远征军归来的时刻，通常都供奉牺牲品来抚慰那些首级遭割取的敌人的灵魂，“人们相信，如果疏忽了祭供，厄运必将降临到胜利者身上。”
此外，仪式中还有一组歌舞，哀悼被杀的敌人，祈求他的宽宥。
悼词说：“请不要因为你的头颅挂在这里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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