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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己精神过程所能施加的任何影响，都不可能使我们进行无意思想；就我所知，任何精神错乱状态亦如此[259]。
在这个问题上，精神病学家们太草率地放弃了关于不同精神相互关联的信念。
我知道的一个事实，在癔症和偏执狂中，与梦的形成及其解释一样，也不会发生漫无目的的思想序列。
也许，在任何内源性精神障碍中都不会发生这种思想。
若我们接受劳伊莱特［1834，第131页］的洞见，那么即使是谵妄的错乱状态也都具有某种意义，只是我们不理解而已。
在我有了机会亲自观察这种错乱状态时，我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谵妄是稽查作用不再自我掩饰时的产物；其时稽查作用不再为潜意识冲动制作一个可接受的新形式，而是直接删除它所反对的一切，从而使剩余的表现显得支离破碎。
这种稽查作用就像俄国边界的新闻检查一样，他们把外国新闻大加删节后才送到他们所要保护的读者手中。
也许，在器质性脑损伤患者身上，会产生观念的偶然自由联想；但对精神神经症患者而言，这种联想可以解释为稽查作用对思想序列的影响结果，而这种思想序列正是被某些仍然处于潜意识之中的目的性观念推进到意识之中的。
[260]如果联想（或意象）是以所谓“表面的”
方式相联结——如在没有意义联系时通过谐音、歧义或时间巧合等，以及通过在诙谐、拼字游戏中发生的那种联想方式等——这一直被看成是联想不受目的性观念影响的确凿证据。
从梦的不同成分到中介思想以及从中介思想到梦念之间的联想，就具有这种特征；我们在许多梦的分析中不无惊奇地看到过这种情况。
在这些实例中，联系并不过于松散，诙谐亦谑而不虐，因而能够充当从一个思想向另一个思想过渡的桥梁。
但是，出现这其中的真正解释并不难：当一个精神元素与另一个精神元素通过令人反感或表面的联想相联结时，其间必然有一个合理且更深刻、并经受稽查作用的抵抗的联系。
[261]
表面联想的大量出现，其真正原因并不是对目的性观念的放弃，而是稽查的压力作用。
当稽查作用使正常的联结渠道受阻时，表面联想便用以取代深层联想。
我们可以用山区交通为比喻对此加以说明：当某种交通故障（如洪水泛滥）使主线干道受阻时，交通并不中断，而是以某些不方便的陡峭小路来进行，这样的小路平时只有猎人使用。
这里可以分出两种情况，虽然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第一，稽查作用只针对两个思想之间的联结，而这两个思想在单独时又都不受稽查作用的压制。
这种情况下，两个思想可以相继进入意识，但它们间的联结仍被潜藏着，却代之以某种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很难想出来的表面联结。
这种联结通常发生于复杂观念情节的某些部分，而不发生于那些以被压抑着的本质联结为基础的观念。
第二，两个思想本身因其内容要接受稽查的作用的抵制。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思想都不可能以其真实面目出现，而只能以代替它们的某种变化形式出现；作为替代的两个思想的出现，是以其具有某种表面联结为选择条件的，而这样的联结又必须能够反映被替代的两个真实思想之间的本质联系。
在这两种情况下，稽查的压力作用所造成的结果，都是正常的严肃联结被表面的并显得荒谬的联结所移置。
我们既已知道有这种移置作用的发生，于是我们在释梦过程中，依赖表面联想与依赖其他联想一样，可不必犹豫不决。
[262]
以下两个准则在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其一为在意识的目的性观念被放弃时，潜隐的目的性观念就控制着观念流，其二为表现联想只是被压制的深层联想的移置性替代。
实际上，这两个准则已成了精神分析技术的基石。
在我要求患者放弃任何反省并将任何浮现于他的脑海的观念报告于我时，我正是坚定地依赖着这一假设，即他永远也不可能放弃内隐于治疗中的目的性观念，而且我可以肯定，他向我报告的事情，不管看起来多么幼稚、任意，都必然与他的疾病相联系。
还有一种目的性观念是患者不怀疑的，那就是与我本人有关的观念。
对两个准则的重要意义的全面评估及其详细论证，当属精神分析技术的论证范畴。
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涉及到一个前沿课题，根据我们的计划，我们必须在这里中断释梦这个问题。
[263]
从这些反对意见中，我们倒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即我们不必假定，在释梦过程中所发生的每一联想，都会与梦的工作有关［参见第280页和第311页］。
确实，我们在清醒状态下所执行的解释工作，是从梦的内容回溯到梦念，而梦的工作所执行的恰恰与此相反，而这两条路线极有可能是相通的。
而在白天，我们依循的是一些清新的思想线索，而且这种思想线索往往触及到中介思想并不时地触及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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