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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对现实要求的一次过于深远的调整。
这两种和精神分析倒行逆施的运动（我现在必须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表现出另一个共同点；
因为它们都通过提出一些玄虚的观念而企求获得某种赞同的意见。
可以说，这些玄虚的观念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旁门左道。
在阿德勒看来，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和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对知识资料进行人为建构的人格权力就起这个作用；在荣格看来，这是向年轻人呼吁摆脱桎梏的历史权力，在这种桎梏下暴政时代曾用它们墨守成规的观点寻求把它结合起来。
因此我们必须说几句话来揭露这些观点的谬误。
我们知识的相对性是出于这种考虑，它的提出就像人们用以反对精神分析那样，可用来反对每一种其他科学。
它是从当前对科学充满敌意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反动潮流中派生出来的，并要求得到一种谁也没有资格获得的优越感。
我们谁也无法猜测，人类对我们的理论努力将会做出什么样的终极判断。
在有些例子中，被前三代人所反对的东西却被下一代人加以改正并重新得到认识。
在一个人仔细听取了对他本身的批评意见，并且稍微注意他的对手们的意见之后，他除了全力维护他自己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信念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
一个人应该为诚实地从事他的事业感到满足，而不应该奢望法官的判决，这是留待遥远的将来的事。
在科学问题上强调武断的个人观点是不好的；这显然是企图剥夺精神分析要求作为一门科学来得到评价的权力——顺便提一句，这是在这种评价已经被前面所提到的东西（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贬低之后。
任何一位对科学思想评价很高的人，都会尽一切可能在这门科学能起很大作用的地方，寻求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来约束怪诞的个人爱好这个因素。
此外，正好可以说明，在保护自己时的任何热情都是不合适的。
阿德勒的这些辩解在本意上并不是严肃的——这些辩解只是用来反对他的对手的，而不涉及他自己的理论。
这些辩解也没能阻止他的追随者把他拥立为救世主，因为许多前驱者已经为他的出现做好了预期的人性方面的准备。
救世主当然不是相对的现象。
荣格的论点“为了获得良好意志这个目的”
，是建立在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说基础上的，即人类及其文明和知识的进步总是沿着一条连续的路线发展；就好像没有衰败的时期，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没有反动和复辟，每一代人都没有后退和放弃他们前辈所获得的东西。
荣格对群众观点的探讨，他对证明为不受欢迎的那种改革的放弃，都已先验地表明上述观点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荣格对精神分析的修正不可以公正地称为一次朝气蓬勃的解放行动。
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毕竟不是行动者的年龄，而是其行动的特点。
在我们正讨论的这两种运动中，阿德勒的理论无疑更为重要；虽然犯有激进的错误，却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
此外，姑且不论其他的一切，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本能理论上的。
另一方面，荣格对精神分析的革新却松弛了这种现象和本能生活的联系。
而且，正如该理论的批评者（如阿伯拉罕、费伦茨和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理论太晦涩难懂，致使人们难以采纳它的任何观点。
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掌握了荣格理论的一点东西，他就必须做好准备，听到别人说他误解了荣格的理论，从而使人看不出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它。
这个理论是以一种特别踌躇不决的方式提出来的，一会儿作为“一种相当轻微的偏差，这种偏差并不能证明对该理论提出的强烈反对是正确的”
（荣格）；一会儿又作为将要为精神分析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灵魂救助的新预言，而且确实，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当一个人在思索荣格这场运动所做的各种公开和私人说明中表现出来的那些不一致时，就一定会自问，这个运动有多少应归咎于缺乏清晰感，有多少应归咎于缺乏诚意。
但是，必须承认，这个新理论的阐述者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
他们现在所反对的东西正是他们以前所赞成的东西，另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以能教他们更多东西的新观察为基础的，而是由于这些新的解释使他们发现的那些东西，现在看上去和他们以前所看到的不同了。
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愿意放弃和精神分析的联系，他们作为精神分析的代表已为世人所知，因而宁愿这样说，精神分析发生了变化。
在慕尼黑大会上，我发现有必要澄清这种混乱。
我是这样做的，我宣布不承认那个瑞士人的革新是由我发起的精神分析的合法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外界的批评家（像富特缪勒）已经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了，阿伯拉罕正确地指出，荣格已经完全放弃了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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