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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精神分析进行论战的这些特殊情况下，我很怀疑，是否公开论战或书面论战会有什么益处；当然，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大多数人要走哪条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对那些反对我的先生们的理由和良好行为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很信任的。
经验表明，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一场科学论战中保持文雅而不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学术上的争吵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讨厌的。
或许我的这种态度被误解了；或许人们认为我的脾气这么好，这么容易受恫吓，因此无须对我多加注意。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也能像别人一样会骂人，会发怒；只是我没有那种使我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这种潜在情绪的艺术，因而我宁愿完全闭口不言。
现在，我当然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者；但关于精神分析的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总是显得特别没有意义——事实上竟使我有时这样设想，对于一个维也纳市民的谴责，只不过是谁也不愿公开提出的另一种谴责的委婉的替代说法。
[245]假如这个论点所依赖的前提就是其反面，那么，就值得让它做个申诉。
如果有个城市，它的居民对自己性欲满足严加限制，而且，如果他们同时又表现出一种严重神经症紊乱的明显倾向，那么，这个城市当然会使一个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一种想法，即这两种情况有相互联系，而且会认为，一种情况要视另一种情况而定。
但这两种假设都不符合维也纳的情况。
维也纳人比起任何其他首都的居民来，既不禁欲，也没有更多的神经症患者。
在两性关系方面他们比为其贞操而自豪的西部和北部的城市更随便更不拘谨。
维也纳的这些别具一格的特点与其说使观察者对神经症的原因有所启示，倒不如说是误导观察者。
但是，维也纳竭尽全力地否认它与精神分析的起源有关。
对分析家而言，在其他任何城市，其居民中的有学问和受过教育的人对精神分析的敌意性冷漠，都不会像维也纳这么显而易见。
可能我的避免过于公开论战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为此负责。
如果我鼓励或允许维也纳医学学会和精神分析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会把一切愤怒都发泄出来，把它的对手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所有谴责和谩骂都公开出来——那么，到现在或许就会消除对精神分析的禁令，而精神分析也不再是其本土上的一位陌生人了。
其实有位诗人在他的一首诗中写的诗句倒可能是对的：
但维也纳人所不能饶恕我的是我欺骗他们莫要吵闹。
[246]
我所不能胜任的这项任务——向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态度温柔地论证他们的不公正和专横——却由布洛伊勒在1910年写的论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种防卫和几点批评意见》中最完满地完成了。
我竟如此自然地赞誉这篇论文（它在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致使我要赶快谈到其中我所表示反对的东西。
在我看来，它仍然表现出了偏心，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错误太宽容，而对精神分析的信徒们的缺点则太严厉。
这篇论文的这个特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位如此深孚众望、有着如此不容置疑的能力和独立的精神病医生，其意见却不能承担他的同事们更多的重任。
假如一本著作的影响不是由它的论证力量，而是由它的情调决定的话，那么《感情论》（1906）的作者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这篇论著影响的另一方面——它对精神分析追随者们的影响——后来则被布洛伊勒自己破坏了。
1913年他在《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一文中表明了他对精神分析的相反态度。
在该论文中，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结构竟然如此断章取义，致使我们的反对者们将非常高兴地得到精神分析的这位斗士所给予的帮助。
但是，布洛伊勒的这些相反的判断不是以新的论点或者更好的观察为基础的。
这些判断只依赖于他自己的知识状况，也就是他自己不再容许的那种不适当性，就像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做的那样。
由此看来，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曾在这里威胁精神分析。
但是，在他最后的一本书《对我的论早发性痴呆的批评》（1914）中，布洛伊勒集中全力对付向他发起的攻击，这些攻击说他把精神分析引进他的论早发性痴呆的书中，他还提出了他自己所谓的一种“放肆的主张”
。
“但是现在我将提出一个放肆的主张：我认为直到现在，心理学的各个学派对于解释心因性症状和疾病的性质几乎毫无贡献，但深蕴心理学却有助于这样一种心理学的创立，医生需要这种心理学以理解并合理地治疗他们的患者；我甚至相信，在我的《论早发性痴呆》一书中，我只是向着那种理解迈出了一小步。
前两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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