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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历程中这两种本能是如何混合的，死亡本能如何被用来服务于爱的目的，特别是在它作为攻击性转向于外部时，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将来的研究。
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以致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前景。
保存性特性是否毫无例外地可以不属于所有的本能？**本能在努力综合有生命物而形成更大整体时，是否可以不试图退回到事物的早期状态之中？对这些问题我们暂时无法回答。
[110]
我们已离题太远了。
我再和你们回顾一下有关本能理论思考的出发点。
它也是那个导致我们修改自我与潜意识关系的出发点——这种观点来自于精神分析工作中，即病人产生抵抗但经常意识不到他在抵抗。
病人不仅意识不到他抵抗的事实，而且也意识不到抵抗的动机。
我们被迫去寻找这些动机或这种动机。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该动机是对惩罚的强烈需要，我们只能把这种需要归类为受虐狂愿望。
这个发现的实践意义与其理论意义一样重要，因为对惩罚的需要是我们治疗努力的一个最大的敌人。
它通过与神经症相联的痛苦得到满足，并因此而使病人坚持处于患病状态。
这个因素即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好像存在于每一种神经症疾病中。
在某些病例中，神经症的痛苦可被别种痛苦所替代，这些病例是完全令人信服的，我将向你们汇报这类经验。
我曾经成功地使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妇女免除了症状情结，该情结使她遭受了大约15年的折磨，并使她完全不能参加生活中的任何活动。
现在她感到病好了，并积极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她那较好的才能，获得一些承认、享受和成功，尽管这一时刻来得晚了些。
但是，只要有人让她知道或她自己感到，她太老了以至于无法完成这个领域的工作，她的每一个努力便终结了。
本来每次这类结果显然会使其旧病复发，但她再也不可能患那种病了。
相反，每次她都会遇到意外事情，使她暂时终止活动并引起她的痛苦。
在她正做某事时，她或者摔倒而扭伤脚踝，或碰伤膝盖，或碰伤手。
若有人让她知道她自己应对这些明显的意外负责时，据说她就改变了方式，于是相同的烦恼不再导致意外事故，而是导致各种小毛病——如黏膜炎、咽喉炎和流行性感冒，或风湿性肿胀——直到最后，她下决心放弃所有尝试时，整个**才算结束。
我们认为，关于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的起源，已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种需要看上去好像是良心的一部分，又像是我们的良心向潜意识的一种延伸；它必定和良心有共同的源泉，因此和一部分已被超越内化和接受的攻击性相符合。
假如这些观点是对的，为了实践之目的，我们有理由将这种需要叫做“潜意识罪疚感”
。
在理论上，我们还怀疑，我们是否应假设所有已从外部世界退回的攻击性都受超我的约束，并因此反对自我呢？是否应假设这些攻击性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自由的破坏性本能，继续在自我和本我中进行着沉默而怪秘的活动呢？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对于它，我们知之甚少。
无疑，当超我最初形成时，超我这个机构所接受的是儿童指向其父母的攻击性，由于儿童**的固着作用和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他无法向外发泄这种攻击性，因此，超我的严厉性并不与养育的严格性简单地相对应［见前面第62页］。
很可能是当后来出现压制攻击性的场合时，这种本能就会采取每当在关键时刻就向它展开的那一途径。
潜意识罪疚感太强的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是通过抗拒治疗的反应来表露自己的，从预测性观点看，这种反应是不协调的。
[111]当人们向他们提供了症状的解释时（正常情况下，至少应在其暂时消失后才能做出），他们所产生的情况反而是症状与疾病的暂时加重。
要想使他们的病情加重，只需对他们的治疗中的表现加以称赞或说一些精神分析有望取得进展之类的话，就足够了。
非精神分析者将说病人全无“康复意愿”
。
假如遵照精神分析的思维模式，你会在这种行为中看到潜意识罪疚感的体现（正是为此而病的），以及由此而遭受的痛苦和挫折，这一切都是病人的意愿所在。
潜意识罪疚感所面临的问题及它与道德、教育、犯罪和过失的关系，在当前都是精神分析家所偏爱的领域。
[112]
在此，我们意想不到地从心理的地下世界步入了开阔的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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