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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无助的危险，适应于自我的早期不成熟阶段；丧失对象（或丧失爱）的危险，适应于儿童期最初几年的缺乏自信阶段；被阉割的危险，适应于**欲阶段；而最后，超我的恐惧——它立于一种特殊立场——则适应于潜伏期。
既然由于自我的强大，适应于这些因素的危险情形已丧失了其重要性，故而，在发展过程中，旧的焦虑决定因素将被摒弃。
但这种情形仅是不完全地发生。
很多人都无法克服对丧失爱的恐惧，这在正常情况下从未消失过，因为这是社会关系所不能缺少的，其形式为道德性焦虑；仅有少数的人能向社会宣告独立。
有一些旧有的危险情境，通过对焦虑的决定因素作时代的修改，在后来的生活中保存其势力。
例如，阉割的危险继续存在于梅毒恐怖症的面具之下。
的确，成年人都知道，阉割不再是对放纵性欲的习惯性惩罚，而另一方面，他又了解到，各种严重的疾病威胁到这类本能的自由。
毫无疑问，那些被描述为神经症的人，在对待危险的态度上仍然孩子气十足，而且没有克服焦虑的早期决定因素。
我们把如上这些内容看作是对神经症特征研究的一个实际贡献，但很难说清它为什么这样。
第二，那可怕的本能情境最终可还原于外部的危险情境。
下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怎样描述焦虑影响下的压抑过程呢？我认为答案如下。
自我注意到对乍起的本能要求的满足，可能会招致一种现在还记得的危险情境。
因此，自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抑制、消除和减弱这种本能的精神贯注。
我们知道，假如自我强大有力，能将上述本能冲动纳入自己的组织中，自我就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在压抑的场合中，出现的情况是，该本能冲动仍属于本我，而且自我觉得自己弱小。
因此，自我通过某种本质上同于正常思维的方式帮助自己。
这种思维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它只要少量的能量就能运作，采用的方式就像一位将军在行军时调动大批军队前，先在地图上移动士兵的小模型一样。
[80]
因此，自我预感到对这种可疑的本能冲动的满足，从而允许思维重演因从前所畏惧的危险情境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情感。
于是，快乐－痛苦原则的自动机制发生了作用，并对危险的本能冲动进行了压抑。
“稍等片刻，”
也许你们会喊道，“我们不能跟着你跑得太远了。”
你们是相当正确的，在你们能接受上述观点之前，我必须作一些补充。
首先，我应该承认，我已试图把这样一个实际过程转译为我们正常的思维语言，该过程既非意识过程，亦非前意识过程，它发生于某个不可想象的最底层的种种能量状态之间。
但这并非你们严重抗议的要点，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研究这个过程。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当压抑发生时，在自我中发生了什么，在本我中发生了什么。
我们刚刚说过，自我所做的是：它利用实验性的精神贯注，通过焦虑的信号启动快乐－痛苦的自动机制。
然后，就可能产生各种反应或这些反应在不同比例中的结合。
或者，焦虑充分地产生，并且自我彻底摒弃令人不快的兴奋；或者用一种反精神贯注取代试验性的精神贯注，以对抗这种兴奋；这种反精神贯注与被压抑的冲动能量结合，从而形成症状；或者这种反精神贯注作为反作用一旦形成，就作为对某些自我意向的加强，和作为自我的持久性改变[81]，被吸入自我之中。
焦虑的发展若越能以一种纯粹的信号为限，自我若越能利用各种防御活动，达成被压抑欲望的心理约束，那么这个过程也就越能接近于冲动的正常改造标准。
[82]尽管它无疑未达到这一目的。
附带提一下，有一点我们在此应该花时间阐述一下。
毫无疑问，你们自己已假设，那个难以定义的所谓“性格”
，应完全归之于自我。
我们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已有了一些认识。
首先，它包括受早期父母影响而形成的超我，无疑，超我是性格中最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其次，性格还包括后期对双亲和其他对儿童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认同，以及作为被弃对象关系［参见第64页］的积淀物所形成的种种类似的认同。
另外，我们应该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再补充一些内容，即还有自我起初用压抑，后来采用正常的方法处理不良冲动时所获得的反应结构；此反应结构是性格形成的补充成分。
[83]
临床经验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在许多案例中，并未出现惯常的压抑，而是发生了力比多衰退，即力比多组织倒退到一个更早期阶段。
当然，这种倒退可能只发生在本我中，而且，假使这种倒退发生了，它就会受到由焦虑的信号所导致的相同冲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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