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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似乎是各种神经症共有的。
而以创伤性神经症（我们还不大了解这种神经症）最为显著。
要知道在多种神经症的起因和机制中都有相同的因素，只是这种因素在这种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另一种因素则在另一种神经症中占重要地位。
这正好像是剧团中的演员一样，每一演员都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如主角、亲友、恶徒等）；每个人都选择不同的角色以适合自己的表演特点。
因此，形成症状的幻想不像在癔症中的那么明显；而自我的抵抗要数强迫性神经症最强，妄想狂的妄想则以梦中的润饰机制为特点，等等。
这样，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特别是在那些由战争的恐怖引起的创伤性神经症中，我们会清楚了解到自我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即追求保护和优越；只有这些还不足以引起疾病，但在病已形成之后，则由它们来维持。
这个动机趋于保护自我，使之不受疾病的威胁。
它也不愿恢复健康，除非这种危险已不再有来侵袭的可能，或者虽然会受到危险，却能得到补偿。
[360]
就有些神经症来说，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症来解决冲突，乃是一种最无害、并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方法。
你们肯定不会因听到医生有时也承认他同情正在从事治疗的疾病而感到吃惊。
一个人本来就不必在各种生活情境里把健康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知道世界上除了神经症的病痛之外，还有其他的痛苦，一个人为了需要的满足，也有可能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他也知道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病痛，往往可以避免很多人的其他各种痛苦。
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说，每当一位心理疾病患者已遁入疾病（flightintoillness）[361]时，我们还必须允许在一些事例中的这种逃遁是有其充分的理由，并且知道这一点的医师就只好默默地退却了。
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特殊的例子，继续我们的讨论。
在一般环境中，我们认识到自我通过逃入神经症中，而在内心中“疾病性获益”
（gainfromillness）。
在生活的一些环境中，这进一步由一种具体的外部的具有实际价值的利益所伴随。
请看一下最一般的例子吧。
一位被其丈夫暴力虐待的妇女，她往往会在神经症中找到出路。
假如她的先天倾向使之成为可能，假如她太懦弱或太守旧而不敢**来**；假如她不够坚强，不敢公然反抗外界的攻击而和丈夫离婚；再假如她不具独立生活的能力并没有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还假如她在性方面仍然对这个蛮横的丈夫有着强烈的依恋，那么她就只有逃入疾病这一条路可走了。
疾病成为她对付丈夫的唯一武器，该武器她可以用于防御，也可以滥用来进行报复。
虽然她不敢抱怨婚姻，却可以向医生诉说其病痛：医生成为她的好朋友，原来对她十分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她，为她花钱，让她离开家庭，并放松其压迫。
当这样来自于疾病的一种外部的或偶然的收获非常明显，并且没有真正的相当替代物时，你们便肯定不会有通过治疗来影响这种神经症的机会了。
你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我告诉你们的有关“从病中获益”
的论点是整个地肯定了我曾拒绝了的观点——即自我本身意欲并且创造神经症。
先生们！
请不要着急！
这句话或许只包含下述意义：
即自我可能会欢迎那些自身无论如何却难以避免的神经症，如果神经症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会尽力地加以利用。
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假若神经症是有益的，那么自我当然会与它很好地相处，但我们还应看到，在这种利益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利之处。
一般地说，自我要接受神经症肯定是会有所损失的。
它虽然能解决冲突，只可惜代价会很大。
症状所带来的痛苦和症状之前的冲突，其程度大致相当，也许还要大些；自我希望能够避免由症状带来的痛苦，但又不愿意放弃由疾病带来的益处；这正是自我难以两全之事。
这表明自我实在不愿意如它原先所想的那样，要始终主动地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然而，一般来说，我要劝你们不要轻视了由病而获益的实际重要性，但也不必过于重视其理论意义。
除了我前面已认识到的特例之外，它还时常使我们想到奥伯兰在其《飞跃》（FliegedeBL?tter）一书中所列举的用于说明动物智慧的一个实例。
一位阿拉伯人骑一头骆驼，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行走，在转弯处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头狮子正朝他猛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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