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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崇高的事物是在比喻的、心理意义上很大的事物；而且我愿意提议，或者宁愿重复我的提议，像躯体上很大的事物一样，它是通过增加消耗来表现的。
无须很多观察即可确定，当我谈到崇高的事物时，我的神经以某种不同的方式支配着我的言语，我做出不同的面部表情，我试图竭尽全力使自己和我对其有某种看法的事物的尊严相和谐。
如果我想表现出一种地位很高的人格、一个最高统治者或一位科学王子，我会对我自己严加限制——并非与我应当采取的方式大相径庭。
在假设我进行观念模仿时所做的这种不同的神经支配与一种增加的消耗相对应方面，我是不会有错的。
这种增加消耗的第三个实例[194]，无疑可以在我进行抽象思维而不是习惯性的具体而可塑的思想序列活动时发现。
因此，这一过程，即我所讨论的把崇高的事物贬低之后使我对它产生了某种看法的过程，仿佛成了件很平常的事，在它面前我不必把自己紧缩成一团，而是可以用军事口令来说是“稍息”
，我正在把用于严厉限制所增加的消耗节省下来。
这种（受感情移入唆使的）新的观念形成方法，与以前试图同时确立它自己的习惯方法之间形成了比较——这种比较再次造成可以通过笑声来释放的消耗上的差异。
众所周知，滑稽模仿的贬低作用，是通过对拔高对象单一特性的夸张而使其成为一般印象中的滑稽因素的（否则这一特性将被忽略）。
通过把这个特性分离开来，就能获得一种滑稽效果，扩展为我们对整个对象的记忆。
它依赖的条件是，地位很高的人的实际在场不会使我们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
如果一个被忽略的这种滑稽特点在现实中很少见，那么，滑稽模仿将迅速地通过夸张一个本身并不滑稽的特点而制造它；滑稽模仿的作用基本上不会被这种现实的歪曲所消除，这个事实再次表明了滑稽快乐的根源。
拙劣模仿和歪曲则以另一种方式来达到对某件被抬高的事物的贬低作用：通过破坏我们所知道的人们的性格及其言语和行动之间存在的一致性，通过用低劣的东西来取代地位很高的人物或他们的讲话。
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产生滑稽快乐的机制方面，它们不同于滑稽模仿。
同样的机制也适用于揭露假面具，它只适用于某人通过欺骗而获得尊严和权威的地方，在现实中必须把这些东西从他身上摘下来。
我们已经遇到过在诙谐中揭露假面具而取得滑稽效果的几个实例——例如，在一个贵妇人的故事中，当她第一次经历分娩的痛苦时，她叫喊着：“啊！
我的天哪！”
但是直到她喊出“啊—哦，啊—哦”
的声音时医生才来帮助她。
知道了滑稽因素的这些特点之后，我们就不能再怀疑这种轶事其实就是喜剧般地揭露假面具的一个实例，并且无可争辩地称之为诙谐。
它只是通过其环境，通过“表现某件非常小的事情”
这种技法而回忆起诙谐的——人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病人的叫喊足以确定治疗的迹象。
但是，我们的语言学意义，若我们要求用它来做决定，就不会反对将这种故事称为诙谐，这是千真万确的。
通过反思，语言学的运用并非建立在我们对诙谐本质进行这种艰苦的研究时所获得的科学顿悟之上，我们就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由于诙谐的作用之一是使滑稽快乐暗藏的根源再次得到理解），因此，任何方法只要能把未明显表现出来的滑稽因素明朗化，即可通过松散的类比而称之为诙谐。
但是，这更适用于揭露假面具以及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其他方法。
[195]
在“揭露假面具”
这个题目之下，我们还可以包括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使事物成为滑稽因素的方法——即把注意力指向他们和所有人性都具有的弱点来贬低个体尊严的方法，但他们的心理功能特别依赖于身体的需要。
对假面具的揭露，在这里等同于温和的责备：某某人是个被崇拜的人物，但毕竟也只是一个像你我一样的人。
这里所付出的努力也是要揭示单调的心理自动作用，它隐藏于心理功能丰富而明显的自由的背后。
在婚姻代理人的笑话中我们遇到过这种“揭露假面具”
的例子，而且当时还怀疑这些轶事能否算做诙谐。
现在我们可以更明确地确定，应声虫的轶事强化了婚姻代理人的所有主张，并最终肯定了他用“好大一个驼背”
的感叹而承认新娘是个驼背——这件轶事基本上是一个滑稽的故事，一个揭露心理自动作用的假面具的实例。
但是，滑稽的故事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门面来用的。
对任何一个注意婚姻代理人轶事背后意义的人来说，全部的事情始终是一个令人赞赏的舞台笑话，而没有探讨这么深的人得到的是一个滑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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