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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由于一次次令夫妻陷于尴尬的境地而不得不放弃，这样婚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请求所有的学者能对我所描述的司空见惯的事实明察秋毫，我对这一事实毫无夸大之辞。
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很难相信，具有正常性能力的丈夫何其少，伴有性冷淡的妻子又何其多，婚姻对双方禁欲的补偿程度何其低，对幸福的实现又少得多么可怜。
我已阐明，在这种情况下，最显明的恶果是神经症。
我还要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婚姻还会将其影响波及到一个或几个孩子身上。
粗看起来，还以为孩子的病是遗传的，其实进一步的观察就会发现，原来这是童年期强烈印象的结果。
由于从丈夫处得不到满足，妻子会变得神经质。
作为母亲，她会对孩子格外温柔和关心，这实际上是爱的转移，并导致孩子的性早熟。
此外，父母间的恶劣关系又刺激了孩子的情感生活，使孩子在小小的年纪就感受到强烈的爱与恨。
严格的训教，使孩子必须压制性活动，而这种压制足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种下终生患神经症的种子。
我将重申我的早期观点，神经症的严重性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我这样讲，并不仅指下列现象，即某人患病后，亲人们并不当回事，医生也只是夸口许愿，只要进行数周的冷水浴或休息几个月，病人即可恢复。
这仅仅是一些无知的医生和外行人的意见，只能给患者以短暂的安慰。
恰恰相反，长期的神经症即使不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也会使患者背负重压，像肺结核或心脏病所带来的恶果一样。
如果将神经症与文明活动分离，仅让一些天生的弱者患病，其余的人则充分施展才华，那情形倒好得多。
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
我必须坚持这种观点，不管神经症程度如何，也不管患于何时，总会破坏文明的目的，从而导致被压抑了的精神力量对文明的仇恨。
因此，社会若以神经症的增加为代价换取人们对规范的广泛服从，那它就不能声言它得到了什么，事实上它一无所获。
让我们讨论一种常见现象，比如，一个妇女本不爱她的丈夫，因为就她的婚前状况而言，她根本无任何理由要爱丈夫。
但从教养所提供给她的理想婚姻上看，她又必须爱她的丈夫。
必须压抑能够表达真情实感的每一种冲动，并尽力实现其理想。
她会做出特殊的努力，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可爱、温情而体贴的妻子。
自我压制的结果无疑便是神经症，疾病等于是对不爱的丈夫的报复。
其实，由于疾病，丈夫更不能满足，并对妻子更为担心，这还不如承认妻子不爱自己的事实更好，这一例子是说明神经症结果的最好事实。
凡是不利于文明的冲动的压制，就其补偿性而言，像直接的性压抑一样，同样也不会成功。
比如，出于对先天残酷倾向的强烈压抑，一个男人变得异常的温柔。
为了压制其天性，他必须付出很大的能量，结果便不能充分地驾驭其补偿性冲动，最终他所做的远不如不压制的为好。
我们还应看到，在任何一个群体里，对性活动的限制，还会导致对生活的普遍焦虑及对死亡的恐惧，不仅干扰了人们享受快乐的能力，而且难以直面死亡。
这两种结果均招致生育的减少，进而使未来的群体利益受到破坏。
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质问：我们有必要为这种“文明的”
性道德做出牺牲吗？尤其当我们仍将享乐主义（hedonism）作为文化发展的目标之一，并努力争取个人幸福之时。
作为一名医生，本无提出改革建议的职责，埃伦费斯已描述了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增加之间的关系，我在此指出这种性道德对现代神经症的蔓延具有严重的影响，不过是对埃伦费尔急切建议的支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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