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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是我人生关键的一年。
我的好友谢宝康小道消息灵通，因为他的哥哥是党员——市西中学团委书记。
谢宝康私下告诉我说：有种人是根本没资格考大学的。
听了这话，我不相信。
我天真地认为，国家不会抛弃这些要求上进、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和才能为祖国服务的青年的。
然而，在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被误导、被欺骗、名落孙山之后，我被上海师范学院录取，但不是本科，而是专科。
大概就是我成份不好、有海外关系的缘故。
特别是那份“反右”
运动后对我的“品德评语”
，害我了。
果然，不幸被谢宝康同学言中。
我的好友洪丕柱也被上海师范学院录取，进了数学系专科班。
他之前一心想着报考交通大学，对于上海师范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极不开心，准备放弃，明年再考。
谢宝康考取中国纺织大学（后改名：东华大学），张崇棣则进了上海同济大学。
9月12日，即报到的前一天，我再次去洪丕柱家，继续和他磨嘴皮，磨了一个下午。
我说：“第一，人的青春都很宝贵，绝对不能浪费；第二，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以后还会有机会改变（他比我小一岁，虚岁18）；第三，明年再考，你并不具备优势，因为你不是应届生，而是历届生了。”
洪丕柱母亲名叫丁友如，她是一所小学的教导处主任。
她在一旁没立即表态，而是认真听她儿子与我对话。
洪丕柱的父亲名叫洪洁求，他是上海外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因历史问题己被校方辞退。
年轻时曾留学法国，精通法国文学，在报刊上时常发表关于法国文学的评论文章。
这些评论文章，洪丕柱都给我看过。
他把这些散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剪贴在一个本子上，故而保存得比较完整。
洪丕柱的父亲洪洁求不在场，按理说，儿子择校是人生大事，作为父亲他应该第一时间关心。
然而，因他们夫妻分居，关心是不可能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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