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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万人口，分出六十万到九十万，供养长安南北两军；
余下六百万人口贡献的农税，也就是将将供养基本的官僚系统运转。
所以，太祖高皇帝才会说：分封制度不可取，但始皇尽废分封、尽行郡县，也同样不可取；
所以汉家才会容忍、允许，或者说是需要开国初的异姓诸侯，以及后来的宗亲诸侯存在。
——这不只是转嫁地方治理成本，也同样是在转嫁官僚系统，以及军事武装力量的维持成本。
后来发生的事，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就算不上附属的北方燕、代、赵三藩——尤其是苦寒之地的燕、代二国，愈发无法承担起北方边防部队的开销；
以至于到了太宗孝文皇帝年间，北墙部队已经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了，迫使太宗皇帝不得不采纳晁错的建议，许天下百姓民输粟捐爵。
所谓输粟捐爵，便是任何人，只要将一定数量的粮食运送到北方边墙，就可以凭借运粮凭证，换取一定限度内的爵位。
是空手套白狼没错，却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若非事态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若非不这么做，边墙卫戍部队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太宗皇帝也绝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解决边防部队缺衣少食的难题。
或许换个皇帝，还会因此问责燕王、代王：为啥饿着朕的边防将士？
但太宗皇帝本就是代王，对于北方边墙的状况，自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北方如此，南方的长沙国、淮南国稍好些。
尤其是淮南国，地大物博，气候适宜，肩负起南方的边防压力，就显得相对游刃有余一些，不像长沙国那么吃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不需要承担边防成本，又不受边疆战事影响的内陆国。
如齐国，楚国，以及刘濞的吴国。
久而久之，腰包厚实了，腰杆也直了、翅膀也硬了，自然免不得生出‘和长安掰掰手腕’的念头。
尤其太宗皇帝还‘得位不正’，就更助长了这种不应该出现的念头。
没办法，太宗皇帝和先孝景皇帝，自然就只能不遗余力的巩固函谷关防线，以备关东生乱。
梁国本富庶，奈何‘为关中守函谷关’的压力太大，搞得太宗皇帝、先孝景皇帝，也是连续十几年给梁国输血。
待吴楚乱平，先帝老爷子把汉家的大权，一点一点移交到刘荣手中时，汉家的情况总算是好了许多。
——经过五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尤其是文景之治的国泰民安，相比起开国时，汉家的整体人口已经翻翻，从一千五百万涨到了三千万。
虽然与之对应的，是农税被太宗皇帝减半，使得汉家的农税收入，依旧和开国时期相差无多；
但不一样的是：开国时，汉家人口一千五百万，关东诸侯占其五，开国元勋占其一，长安朝堂占其四。
而刘荣在先帝朝太子监国时，关中人口已经直逼二百万户，一千三百万口！
再加上北地、陇右、上党等边郡，以及汉中、巴、蜀等地；
情况变成了：天下人口三千万，关东诸侯占其四，功侯贵戚占其半成，长安朝堂占五成五。
虽然人口翻倍+农税减半，导致了汉室的农税总量不增不减，但长安朝堂中央‘四成到五成五’的人口占比，也依旧为长安中央，赢得了八分之三，也就是将近40%的农税收入增长。
收入较开国时增长了，能维持的官僚系统更为庞大了，中央集权，自然也就被提上了日程。
至于军队，则是因为刘荣这个不确定因素，而出现了新的变数。
——在刘荣之前，汉家的‘府库’向来是渭泾分明，亲兄弟明算账。
相府国库，取农税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负责官员俸禄、军队开支，以及政府的日常运转；
少府内帑，取口赋收入，作为皇室私有收入，负责皇室、宫廷开支，以及赏赐之用。
两个账本分的贼清楚，彼此之间根本不存在挪用——甚至都不存在借用，而是只存在交易。
相府国库收上来的农税，多半通过‘卖’给少府换成钱，粮食则由少府内帑负责储存，或者说是囤积。
官员的俸禄，相府国库全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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