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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从此，你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
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你的生命中唯一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你眼里，整个世界和你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你都心怀恶意。
在寒冷的冬夜，你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般的心。
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
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
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亡一条路，活下去，就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去打击、消灭、压制别人。
这种人需要与任何软弱的感情做斗争……尼采为这种心理动力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视为第五纵队，“是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
。
他们害怕并且时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解除武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会威胁他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易。
这种人从不指望世界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深信，如果继续忠于自己的生活观——生活就是战斗，并拒绝传统道德和内心柔情的诱惑，那么他们就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诽谤、羞辱他人，使他人受到挫折。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
桩桩件件都是如此。
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
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
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
他的家庭贫穷得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
即位后，他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不可，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
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
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楚楚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
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身福利。
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
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
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
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型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侮辱他人的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
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
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
朱先生起义前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中国的小农社会造成社会心理中的囤积心向，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明显表现。
有囤积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条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节省上。
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在威胁、冲破其牢固的阵地，井然有序意味着已控制了外部世界，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险，就须把一切东西放置、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上。
朱先生为自己的子孙和人民制定了那样多的规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想把一切固定住。
他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他们那种强迫性的清洁是要摆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另一种表现。
在自己藩篱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危险和“不清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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