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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当然有所偏颇，实际上，人大有常务委员会，有很多专业委员会，用专业人员去进行专业方向的提案审核，只不过，这样的努力还是不能让人满意。”
“人大代表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代表性。
后世有一个阶段，人大代表简直成了所谓先进的代表，例如什么私人企业家，企业做大了，就能变成人大代表，简直莫名其妙，他们凭什么是人民的代表呢？他们凭什么代表先进？人民代表，不应该是底层人民自己的代表吗？”
“但是，如果真的是底层人民的代表，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即专业性。
人大审核的各种法律和提案，他们很可能根本就看不懂、听不懂，自然也就易于被有心人操纵，所以才会是橡皮图章。”
“第二个问题，是时间的限制性，一般的人大代表，平时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完，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放在有关人大的事情上呢？例如要花时间去调研某种现象。
而如果是专业的脱产的人大代表，其实又失去了代表性。”
“第三个问题，是随众性。
对于不懂的法律或者提案，他们本能地就是看其他人同意与否，如果其他人同意，那么他们本能地也就会举手同意。”
最后李思华总结说：“从后世的实践来看，这三个问题，很难克服。
美国的立法，则是专业政客们之间的博弈，他们本身就是资本家利益集团选出来的专业打手，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皱起眉头，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革命成功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形式上，把权力交给人民，可是他们真的还不会行使权力，所以教育才是根本啊。”
李思华摇摇头，说道：“恐怕教育，也未必能解决这三个问题。
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肯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帮助的，但是人的精力、智力都是有限的，其实还是达不到完全的要求。”
“所以我只能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例如通轻否重原则。
建立一只包括多个专业的专业调研团队，对于人大的法律和提案进行专业调研，提供专业委员会进行立法，立法很容易被通过，此所谓通轻；但是法律只能试行3年，人大代表们，必然有一部分，会在试行中，体验到法律的好与坏，3年后再进行调研，然后对法律正式进行表决，只要一小部分的人大代表反对，则法律作废重修。
这就是通轻否重，通过不重要，否决才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要坚持人大的底层人民代表性，后世农民的代表有多少？按照人口的比例简直是少得可怜，那谁代表他们的利益说话呢？所以要按照人口的比例来，而且要真的是农民代表，而不是干部代表。
教育就是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就不会是什么都不懂，被人糊弄。”
“再就是，坚持人大代表的独立性。
党要建立起一套底层的选举体制，让候选人，被选区的广大农民所熟悉，而不是简单递给农民选票，上面有几个人，让他随便勾选，那有什么用呢？不是糊弄老百姓吗？在选举前，党的基层组织，要对人民进行专门的培训和教育，向他们介绍选区候选人提出的主要主张、意见，这样底层人民才会有自己的真实意愿的选择。”
“这样选出的人大代表，党组织就要保护他的独立性，例如他的意见，违反了政府目前的政策，这可不是反革命，而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要让他说出来，到人大来进行决策。”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他认为自己还大大低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难度，未来这应该是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点，体制都是不完善的，需要的是不断改进。
李思华接着介绍了她在海南和缅甸，对于司法和执法模式的建构，重点是“事实正义”
原则，和执行上的民事侦缉警察体系。
在政府方面，则是坚持“党大、政府小”
的二元体制，党应该坚持对政治权力上重要部分的全面掌握，不能让党变成政府的附庸，当然反过来也不是让政府就变成了党的附庸，两者各有独立性，这也是一种制衡。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搞法，在政府工作的同志恐怕会有郁闷，政府受到的限制很多，似乎不如在党内工作来得舒畅唷。
有的同志说，到了政府，发现自己真的是去当公仆了，谁都来踩一脚。”
李思华也笑了，说道：“确实，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政府是行政，是现实执行政策，每天都会碰到小问题，而权力有限，自然郁闷可能较多。
党嘛，决定方针政策，要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不过我相信，最后总会达成了一种合理的惯性和习惯，就像是银行的业务与风控之间的关系。”
“行政可不是打仗，要甩开膀子大干，几乎是不现实的，相比军事，更多的是带着镣铐跳舞。
我们太多同志都是来自部队，暂时不习惯也是正常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所以总结你对我们的政体的思路：原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践上首先就是调研—专业委员—人民代表，进行通与否博弈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立法权；然后是调研—法院加检察院的事实正义的司法体系，这是司法权；最后则是党大政府小的二元行政体系，这是行政权。
这就是我们特色的三权分立。”
李思华拍了一下手，赞许：“主席您这个总结非常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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