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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政福有点茫然，他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难道是他离开美国后新发展出来的理论？李思华继续说：
“所谓BSA，就是基础性战略资产。
哪些资产是基础性的战略资产呢？其实是从实物角度的扩张。”
“例如未来我们的土地是国有化，可能会有几十亿亩的耕地，会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例如我们会建设全国性的铁路、轨道和公路交通网络，这是无比巨大的工程和资产积累；例如我们还会建设全国性的输电网络和发电体系，这同样是超级工程和巨量资产积累。
我们还会建立先进的战略科技产业，例如电子通讯、电机动力等战略性产业。
所有这些，就构成了基础性的战略资产，国家的主要资源投入，都集中在了这些战略资产上。”
“所以我们的货币，既然对应的是社会的财富，既然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与制度条件下的生产性资产的积累，那么这些战略资产，自然应该反应最主要的货币比例。”
“我们设想一个例子。
按照西方的货币体系，如果我们建设了一个耗资十万亿元的铁路网络，那么正常的体系是，铁路公司可能自有资本两万亿元，然后向商业银行借入了八万亿元，每年经营的利润所得，逐步偿还商业银行的借贷本息。”
“但是如果我们以BSA为货币之锚，那就变成了，央行以发行货币八万亿元，例如组成一个铁路长期投资基金，入股了铁路公司。
铁路公司再无需向商业银行申请八万亿元贷款，商业银行自然也就无需再向央行获取这笔货币，所以社会货币总量是不变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央行获得了长期稳定的优质资产，其实就是这八万亿元优质资产，被作为了发行货币的锚，而铁路公司则从债权变为股权，负债大幅减少，利润增加，经营的压力减轻，有利于更好更快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商业银行受损。
其实也不一定，他们有的是其它项目，而且类似铁路这样的项目，回报周期太长，本来就不一定喜欢。”
史政福的眼睛亮了起来，这是他以往未曾想到过的新天地。
李思华这时候问了他一个问题：
“如果不用这样的货币之锚。
在无锚的情况下，强行发行信用货币，那最后我们发行货币的依据会变成什么？”
史政福思考了一阵，回答说：
“应该会是外汇占款和商业银行借款。
即我们收入了多少外汇，例如有了一笔美元，就在国内按照即时汇率，发行一笔人民币；或者商业银行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向央行借入一笔资金，那央行就对应发行一笔人民币。”
李思华点点头，她的前世就是这样。
2019年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占了58%，而对商业银行应收的债权发行的人民币占了30%，两者合计88%。
她说：“如果是这样，那就很清楚，结果是人民币就会变成一种次级货币，即全球储备货币的附庸货币，因为你本身发行货币的大多数数量，是基于你拥有的全球储备货币的数量。
在和平时期可能还能忍受，一旦国际关系紧张，这自然有着巨大的危险。
我们货币的发展，要避免这样的危险，以BSA为锚，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途径。”
“当然，现在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
还请史先生带领人民银行的同志们，对于货币之锚进行更细致更广泛的研究，以确定我们的最终定位。”
除了对于货币之锚的讨论，她和史政福还讨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
后世美国用来巩固美元霸权的SWIFT即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是1973年才成立的。
李、史现在讨论的，自然不是那种类似SWIFT的体系，当下即使是美国，也还没有这个实力，现在就来建立这样的全球货币跨境体系。
他们讨论的是将内部外汇交易扎口起来，即所有出口，即外界商人使用外汇，来购买根据地产品的，应该通过这个系统，先用外汇买入根据地的人民币，然后再用人民币采购物资和产品。
而进口的过程则倒过来，先用人民币购买外汇，然后再用外汇支付采购金额。
其实就是后世外汇管理局的功能，先将货币的口子统一到一个关口，而不是让民间各自为政，以免货币交易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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