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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说，邺城败后，“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
，杜甫大概就是在这时由洛阳赶回华州，所以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些可歌可泣可悲可恨的现象，从而写成这六首杰作。
杜甫写这六首诗时的心情是极端矛盾、极端痛苦的。
这矛盾，这痛苦，也是当时广大人民所共有的。
产生这种矛盾心情的根源，则是和这次战争性质有关。
这次战争，已不是天宝年间所进行的穷兵黩武的战争，而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战争。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杜甫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大骂“天地终无情”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拥护这种兵役；
一方面同情人民的痛苦，“为民请命”
，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含着眼泪安慰、劝勉那些未成丁的中男走上前线。
客观情况，使杜甫不能不站在更高的——整个祖国整个民族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处理问题。
他不能象在写《兵车行》时那样反战。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当时人民即使是在这种难以忍受的残酷压迫下也仍然妻劝其夫，母送其子的先后走上战场，甚至老妪也毅然的献出了她的生命。
在丝毫不留情面的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苛暴的同时，以无限的同情和感激，以唯妙唯肖的笔触，来反映并歌颂广大人民的这种高度的爱国精神，便是这六首诗的基本内容和总的倾向。
“三吏”
“三别”
在表现手法上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即浦起龙所谓：“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
因为夹带问答，所以在三吏中杜甫本人是出场的；因为通篇都是人物的独白，所以在三别中杜甫没有露面。
在押韵上，三吏除《新安吏》外俱换韵，三别则一韵到底，这和问答与独白有关。
[一]客，杜甫自谓。
[二]《杜臆》：“借问二句，公问词。
更无丁，言岂无馀了乎？”
按杜甫《春日梓州登楼》诗：
“战场今始定，移柳更能存？”
更字一作岂，可知二字相通。
[三]这二句是吏的解释。
逼于军令，不得不尔。
唐制：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了，六十为老。
天宝三载令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府帖即军帖，唐为府兵制，故曰府帖。
[四]这两句又是客的反问。
绝短小，极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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