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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刚出现红卫兵那几天，我忽然觉得每一个同事都可亲可近，包括许薇玲在内。
记得中午在食堂吃饭，她恰与我同桌，她用勺子搅着饭，吃不进去，喃喃地说：“怎么回事儿呀？”
我深有同感地叹息着：“是呀，这不乱套了吗？”
但是又过了几天，当批判“三家村”
的席卷而来时，我意识到，目睹另一朵鲜花凋零的机会来临了。
我找到红卫兵，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我知道他们正准备贴关于我的大字报，我在政治课上“放过毒”
，但是我愿意立功赎罪，我提醒他们“三家村”
的走卒就在校园之内，他们一点就透，第二天，校园里就刷出了一米高的大标语：“把‘三家村’的黑走卒许薇玲揪出来示众！”
在操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许薇玲被剃了个阴阳头，架到了台上，红卫兵们让她跪下，拿大瓶的墨水从她头上浇下来……我在台下屏住气，闭上了眼，两腿直哆嗦，我怕红卫兵因为我“放过毒”
，也对我如法炮制；但是直到散会也并未将我揪出，我还是革命群众，回到宿舍，想到许薇玲这朵花儿终于也碾落成泥，我又产生出一种异样的兴奋，我觉得这种兴奋感与红卫兵“破四旧”
中砸毁那些大街上的霓虹灯、那些庙宇中的彩塑时的兴奋感，一定是相通的，因而我认为自己无妨去申请加入红卫兵；我去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小将”
们对我报之以哄笑，他们朝我扔出了一把又一把的粉笔头，我狼狈地逃回了自己的宿舍；我恨红卫兵，我恨一切比我强大的人……
3
我也住进了牛棚。
这个内心的秘密我不说，敢打赌——一万年也不会有人猜得出：我在牛棚里的基本感情，既不是愤怒，也不是颓丧，而是更强烈的嫉妒——为什么冯尔定当了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被“小将”
们押到了农村，交给当地贫下中农实行“群众专政”
。
“小将”
们照例是并不与我们同劳动的，贫下中农也并无对我们实行“群专”
的兴致，因此，一切权威反倒集中到了冯尔定这么个家伙身上。
冯尔定被揪出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解放前夕去过一次台湾，何用仔细分析，更不能听信他的狡辩之词，他当然非叛即特。
我以为比之于我的资本家出身、政治课“放毒”
以及“妄图混入红卫兵组织的政治扒手行为”
，他要卑微得多，而“小将”
们竟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指定他来当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有几天的劳改项目是掏粪、挑粪。
冯尔定是个五十岁的胖子，一身囊肉，他挑着木头粪桶的那副喘吁吁的模样，真赛得过基督受难图。
但是他是队长，焉敢懈怠？每回他总是掏个满桶，咬着牙，脚下绊蒜地煎熬着挑往晒粪池。
不过冯尔定很会收买人心，就是别人挑多挑少他一概不管，除非明显偷懒，停止干活，他才四外望望，提醒你“干吧干吧”
。
这么干了两天，晚上回到我们住的破房子里，众牛鬼蛇神不免对他有了恭维感激之词。
冯尔定听着这些谀辞，盘腿坐在炕上抽着大粗叶子烟，面上居然颇有得色。
我能生动地回忆起他呼出的烟雾灌进我鼻子里的那股辣味，这种辣味使我对他非常仇恨，因为他虽然白天难受，晚上内心里却能取得一种慰藉。
我当时内心里却缺少这样一种慰藉。
不知为什么，我的罪名相比而言比众牛鬼蛇神都轻，而我在牛棚中的处境却比他们都惨——惨就惨在几乎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交谈。
每天晚上临睡前我们照例要开个认罪会，这时候“小将”
们纷纷来听，偶尔也能拉来几个贫下中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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