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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对张居正及嘉隆万三朝的历史作了数年的研究。
自认为占据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了。
可是当我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出第一卷时，才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它既不是史学著作，作为小说又显得干巴。
这才意识到，历史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文学的真实。
从历史到文学，有一个艰难的转化过程。
小说中的张居正，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中的张居正。
它既要忠实于历史，更要忠实于文学。
他既是历史中的人物，又是文学中的典型。
这一点至为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文学的价值便荡然无存。
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舍弃了这三十多万字的第一稿，于1999年春节之后，又从头开始。
现在读者看到的《张居正》的第一卷《木兰歌》，便是与第一稿了无关涉的第二稿。
这本书属不太成熟的作品，但至少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追求。
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还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忧患意识。
我曾在一篇《登郁孤台》短文中评价辛弃疾“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
其实，古代士子，穷者如杜甫，达者如张居正，有谁不是这样？一个不具备忧患意识的作家，又怎能与笔下的历史人物作穿越时空的心灵沟通？不过，在当下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作家们似乎已丧失了为民族思考的责任。
文学的视野日渐转向个人的，或者媚俗的快餐。
文学的阳刚之气、厚重之感正在丧失，代之而起的是轻佻与浮滑。
一个民族的文学心志一旦走向颓废，则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终结。
我在前面已讲过，历史小说作家更具有文学的自觉。
这自觉，便缘于他的忧患意识。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选取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历史观。
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创新，或满足于编造精巧的故事，这实际上是在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
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前者永远是主要的。
这一点，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
以上拉拉杂杂，写下的是我创作《张居正》的动机，以及对历史小说的思考。
我不是清流，无意对张居正作道德上的评判。
在严肃的历史面前，个人的爱憎，往往会导致低级的错误。
四卷本的《张居正》已经问世，创作这部书，我前后花去了十年时间。
真正的十年磨一剑，但是，这究竟是不是一把好剑，则需要广大的读者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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