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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中国士大夫向往山林，是在精神是追求“仁”
的表现，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取向。
庙堂与江湖，城市与山林，这都是绝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场景，反映到具体的某一个人，亦是两种绝然相反的生活状态。
有志于事功者，无不想在宏大的权力庙堂里觅到一个位置。
另一部份士大夫，则躲避庙堂与城市而置身杂树交花的山林。
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庙堂中吃到了苦头而豁然醒悟的，前面提到的陶渊明、罗伦等当属此类，另一种是天生的厌世派，如庄子。
隐居山林便成了他们逃避红尘的最佳选择。
后者，常被人视为隐士。
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隐士是大家尊崇的对象。
最著名的隐士，除了庄子，莫过于僦居柴桑的陶渊明和住在富春江钓台上的严子陵了。
历代诗文中，极赞山林之美的，多不胜数。
但也有个别的例外，如传为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的淮南小山，就写过一篇《招隐士》的小赋，把山林描画成“虎豹斗兮熊黑咆，禽兽骇兮亡其曹”
的恐怖地狱，乃至发出了“王孙兮归来。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的呼号。
由此可见，作者不是那种深自谦抑的道德修养者，他愿意步入庙堂，在那里，寻求与君王风云际会的机遇。
与《招隐士》迥然相异的，另有一篇《北山移文》，收在《古文观止》中，这里不再赘述。
庙堂与事功，山林与道德，允为形式内容的统一。
一个人，可以先庙堂而后山林，也可以先山林而后庙堂。
既可以身在庙堂而心在山林，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庙堂。
每个人的境遇与学养不同，追求也就不同。
孰优孰劣，因事而论。
当今之世，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已不复存在，但热爱山林的读书人，却仍不在少数。
现代生活，决定了他们对山林只能是向往或者短暂的亲近，长久隐居在那里，已成为不可能的事。
结束本文时，我忍不住还要引用王维的《竹里铍》一诗：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王维这首诗，写自他的辋川别墅。
这辋川，离当时的都城长安不远。
长安即是今日的西安。
我到西安数次，却是无法找到这个比之陶渊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
不是没有辋川这个地名，而是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再没有可供诗人流连的茂林修竹。
辋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诗歌里，对于我们后来者，这简直是一种虚待。
2003．11．1—5日写于上海至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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