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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大臣如汪由敦之得以当面承旨，有一段故事。
赵翼《檐曝杂记》载：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
高宗初年惟讷公亲一人承旨，讷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
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讷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
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
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
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
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
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
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
当时军机大臣连张廷玉共为七人，而每日进见亦只傅恒、汪由敦二人。
汪为雍正二年翰林，是科会试只朱轼与张廷玉两总裁。
汪为张廷玉得意门生。
雍正、乾隆皆深恶师弟援引、结成朋党，所以汪由敦维护师门，引起乾隆的误会，竟因而革去协办，留刑部尚书任，次年复降为兵部侍郎。
至于张廷玉，当然不承认得到任何信息。
于是又洋洋大篇地下一道上谕，这一次将史贻直拉了出来。
上谕中说：
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
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
张廷玉奏请见面时，称外人亦有议将来不得配享者，朕问谓谁？即明指史贻直所言。
及问以大学士员缺，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将来即可办理。
其意谓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今经休致，则史贻直独在阁中，恐于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
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倾陷？若因张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
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
乾隆上谕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素不相合”
，以及“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
两语。
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亦皆为年羹尧的同年，年羹尧一向尊重史贻直。
有一次雍正问史：“你是否年羹尧所荐？”
史贻直答说：“荐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
以奏对得体，为雍正颇所欣赏，直南书房。
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抚伊都望参年羹尧兼管河东盐务时，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民，隐占盐窝”
，派史贻直往查，据实奏复，证明他并非年党，所以亦为雍正朝始终信任不减的汉大臣之一。
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同直南书房，而素不相合，或许为雍正操纵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当是因为对年羹尧的态度不同。
年固有取死之道，但他本人的责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纵容年羹尧骄恣不法，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误会又占三分之一。
在史贻直看，张廷玉应该奏谏疏导，不该推波助澜逢君之恶。
这个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
乾隆对雍正初年由夺位而引起的一连串纠纷，痛心疾首，力为斡旋，而对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内外臣工，恶感颇深。
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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