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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张之洞由粤移鄂，见于上谕。
邓华熙深知张之洞难侍候，复以出身乙榜，不能期望张之洞以其为科目前辈而稍加礼遇，所以“自危”
，求援孙毓汶。
其弟不知何名，但孙毓汶任考官之时不多，或不难索解。
孙毓汶于咸丰六年，与翁同龢同膺鼎甲后，以为恭王所恶，一直不得意，只同治六年，以编修一主四川乡试；既未放过广东考官，亦未与北闱乡试，则邓华熙之弟，当非孙毓汶的乡举门生。
自光绪十年，恭王以下全班出枢，孙毓汶入政府后，于光绪十二年以工部侍郎为会试四总裁之一，以“正大光明”
排列，位居“光”
字。
吏部尚书蒙古锡珍居首，拱手受成而已。
其次左都御史山西寿阳祁世长，既为后辈，又无衡文之名，且为人老实。
孙毓汶之下为户部侍郎满洲嵩申，更无足与数，所以此科完全由孙毓汶一手主持。
查题名录，光绪十二年会试，三甲第十七名邓士芬，广东英德人，殆即其人。
顺德属广州府，英德则在韶州，当系远宗，或者“认本家”
，此在科举时代亦为常有之事。
所谓“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
，即是硬拉关系。
如邓华熙为邓士芬胞兄或近支从兄，则以通家子弟礼见孙，可以公然磕头，不必“夤缘”
。
邓为咸丰元年举人，孙为咸丰六年进士，年齿及乡榜，邓皆高于孙，而“以弟子礼见济宁”
，且“绝爱怜之”
，此是樊增祥下笔轻薄；但亦足见邓华熙畏张之洞，不惜卑躬屈节，务求去鄂。
而苏鄂两藩司，亦即黄彭年与邓华熙对调，则别有缘故在。
说得明白些，是政府制督抚的一种手法。
军机对张之洞头痛，对黄彭年亦未必不伤脑筋。
江苏京官而在原籍有田产者，对于黄彭年动辄想减租，帮佃农讲话的作风，颇有戒心。
“星下”
不知何指，疑初印本有误字，以情理而论，除非江督曾国荃致书军机，言“醴陵尽闹脾气”
，才会考虑调动黄彭年，而借口“鄂藩需才”
，自是不通的说法；鄂藩需才，莫非苏藩即不需才？
可想而知的，张之洞不会不干预湖北的钱粮、民政，而黄彭年亦绝不会唯命是从。
互不相下就必然演变成互相攻讦；在樊增祥看，这是“同室操戈”
，徒使亲痛仇快，因与黄彭年之子国瑾（字再同）相商，谋调和之计。
以下谈京中大老近况，接叙得自许景澄的消息谓：
竹筼昨日谈及，大圣近来于函丈亦不甚为难。
常熟虽不合，然渠亦自命清流，夫子负天下重望，渠不肯显然树敌。
户部自子开物故，实为函丈之福，往日挑剔皆此一人之鬼蜮，今则广东报销，无复他虑矣。
竹筼又云，凡兵部有所驳斥，函丈初疑洨长为之，实则不然。
兵部现由香山当家，渠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由其不在行也。
邸病初甚危笃，（七月底已愈，八月初又犯，既而反复多次）。
传说身如枯木，山东林令来声言无碍，人初以为妄，近日居然大愈，禀赋可谓极厚，亦国家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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